李济在1954年发表了两篇文章，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论述在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起源这一课题时面临的观念困境。一篇是该年1月在“蔡孑民先生87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演。李济认为，“西洋人”在对待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原始这一问题时常有偏见。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本来是缺乏决定性的，“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采用较晚的年代公元前1027年；周口店的北京人的年代，“西洋人”要把它“放在更新统中较晚的时代，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的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安排”。李济提出“中国人对于此种资料应当加强研究，这不但是为了明了中国的古史，而且我们对于史学和科学，本身负着责任”（37）。
    他认为，要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工作，首先应当明了一个事实：“由考古学的立场看来，乌拉尔山以东，喜马拉雅山以东和印度洋以东；平均地说，亦即东经90°以东的亚洲大陆，环太平洋的各群岛，从北极到南极，包括南北美洲，这一个大的区域之内，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序说，最早的中心点在中国。安阳的甲骨文，在时代上，是这个区域里的任何地主所不能比的。西方的考古家常常忘记了这点，而我们今天讲中国上古史，必须记住这点！如此则若干不相干的学说便可以不必讨论”。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材料便需广泛地搜索，而不能为“长城以南、长江以北”所限。且这一观点“不是说，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孤立的世界。以此为中心，研究中西文化的关系也是同等的重要；这个关系，可以从黑海，经过中亚草原，新疆的准噶尔，蒙古的戈壁，一直找到满洲”（38）。
    他批评毕士博（Carl W.Bishop）在《中国之新石器时代》、《远东文化之原始》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后者认为“如果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中国的显得非常贫乏，它的成分大多是外国已有的”。但李济提出：家畜驯化的问题上，毕士博完全错误；麦子的确是外来的，小米还说不定；青铜器里肯定与西方有关的只有矛、空头斧等，此外中国大部分礼器在境外很少发现。除了尚有争辩的例子外，李济还举出几项“不可争辩的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东西”，即骨卜、丝蚕和殷代的装饰艺术。他说，“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性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性”（39）。
    这篇文章的批评对象，可以说是带有偏见的“西洋人”。主要的内容在于说明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里本土成分的重要性。李济在同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似转向主要针砭中国人的偏见。他提出一个假设：“华北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受内蒙古新石器中早期文化的影响甚大，而内外蒙古--可能包括蒙古以北的贝加尔湖以及叶尼塞河流域--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摇篮地”。其根据主要是当时发现的考古遗址的数量分布，即长城以北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较多、长城以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较多这一事实。此外，他还认为商代文化中“青铜器”、“文字”及“车”都显示出“突然发达”的情形，尽管他认为急于下“外来”的结论“不够科学”，但他还是暗示“如果工作已经做得够、做得好，可以证明某种突起的文化是外来的”（40）。
    他说，“在研究世界人类史中，常常见到有些人因地域偏见、国家观念而对所谈的问题故作畸重畸轻之论”。而这种畸重畸轻的做法导致国家与民族之间偏见、歧视的加深，以及人类历史的失实。故要写一部准确可靠的“世界人类历史”，需要各国的历史学者们放弃国家地域的偏见。李济承认这一想法可能被人视为“过于理想”，且“事实上也不容易做到”，但他“总以为历史学者应该把目光看向更远大更长久处”（41）。
    1955年李济在华盛顿大学的演讲，明确地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放到殷商时期，即他所说的“历史期间最早的中国文化--商文化”。而商文化的来源，除仰韶与龙山文化外，还与西亚存在文化的接触，证据是侯家庄大墓残存木制品上的肥遗图案、虎形图案以及一件中央带阴茎状柄的陶器器盖。这些例子“看起来关系终究甚远”，故“商文化的真正基础，仍在亚洲东部”。这方面的证据仍是雕刻艺术，即装饰图案的构图、题材等，表明东亚“孕育并且影响了整个太平洋沿岸主要艺术的传统”，其根源很可能是已经消失的中国古代木雕艺术。此外，商文化与南方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例如安阳出土的土龟应来自南方。如果考虑到李济主张“今日或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由于文化接触的结果”，但需在搜集到详细的细节资料后方可将此理论应用于某一特殊文明，则其立场显然仍是他一贯主张的“人类史”（42）。
    比较其他学者关于同一题目的论述，李济的立场尤其显得并不那么“民族主义”。例如尹达曾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中，利用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人类遗骨及文化遗存，试图证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各期里”遗留下的人类遗骨“很可能就是中华人民的前身”；“仰韶文化的人类即今日中国华北居民前身，即现在华北居民的祖先”；龙山文化“很可能就是殷代文化的前身”（43）。
    李济发现对史实“畸重畸轻”的选择可能加深民族偏见。在寻找“中国早期文化”的来源时，平等的眼光引出一种“四面开花”的状态，即文化的源流可向四面八方去寻找。凌纯声在1960年11月8日写给张光直的信中说，“在此乘便告诉你个好消息，就是李济之先生此次外国回来，对于我们研究问题提倡的新说，他亦极感兴趣，他说要提导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南方成分，可说与我们走上同道矣！”（44）这一次“方向”的转移大概与李济对蒙古人种问题的思考相伴随。他曾经暗示“北来”、“西来”的“青铜业”，这时也被他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分解成了很多的“文化因素”，如商代青铜器的礼器形制、各种装饰种类来源，都表明“融合了不同的早期背景”（45）。不久，在讨论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文章中，他又再度提到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与太平洋彼岸印第安人的联系（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