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李济曾经回忆说，蕴藏在傅斯年“内心最深密处为他最关切的学术问题，实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原始阶段及其形成的主动力量”（47）。通观李济一生的考古学研究，这一说法也是夫子自道。但同时，“正当的历史观”是李济的一贯主张。其早期研究较重视突出“中国”的独特性，可能受到他对人类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的影响，而后人对其整体意见便相对忽略了。李济提倡以全人类为背景的历史观，一方面批评西方学者的偏见，重视发掘中国文化的特点与起源线索，另一方面也批评中国学者的狭隘，相当关注在东亚及更广大的地理区域内文化之交流与异同，二者并行不悖。这一主张，很难说是民族主义的（48）。
    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从重点追寻中国早期文化的本土因素，转向强调多元线索，大致时间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日益加剧之后。但政治变局为何会对李济的学术研究产生一种反向的影响，目前还无确切证据可寻。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主持撰写《东北史纲》，李济担任了翻译一职。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李济在北平分会的组建过程中可能表现积极，当选为副主席。但不久便因故与胡适一起退出了这一组织（49）。政治局面影响了李济的学术表达的类似情形还曾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1953年出版的文章中写道，“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50）。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ZS01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SKJC201002）资助。
    注释
    ①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②张光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考古学》，见《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2010年。
    ③芮逸夫：《李济先生在考古学人类学上之贡献》，见《李济传记资料汇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
    ④李济：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李济：《李济的一些观点》中1977年9月费慰梅专访李济所作的记录的最后部分，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⑥最具代表性的是Bruce G.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初版和第2版，分别由徐坚、陈淳翻译，岳麓书社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⑦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⑧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见《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1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⑨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见《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⑩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同④。
    （12）李济：《考古学》，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见《李济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同（13）。
    （15）李济：《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但应注意此文为“记录稿”，文后附白称，“讲毕李先生即离粤，故不及请正”，不能确定记录者是否有偏重或者漏记。
    （16）李济：《从人类学看文化》，见《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关于李济所用方法的详细内容，笔者将另文探讨。
    （17）同⑦。
    （18）同（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