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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考古学“三期论”传入考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术研究》 李孝迁 参加讨论

金石学在中国虽有久远的历史,但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发展出现代考古学。人类社会一般都经历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对今人而言已是一种常识。然而,“三期论”对晚清学人来说则是一种全新的知识,一方面推进了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另一方面“三期论”带有明显的进化思想,推动了史学观念之革新。关于西方考古学在我国的早期传播,20多年前俞旦初先生的《20世纪初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一文,作了初步探讨,除此之外,似未见此类专文。本文拟在俞文的基础上,对西方考古学“三期论”在华的早期传播情形,尽可能做全面梳理。
    
    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中西接触日趋频繁,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逐年增多,同时也有部分中国学人走出国门,正是他们把考古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早期以传达西方的最新考古消息为主,随后考古学理论知识也逐渐输入。
    187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在《中西闻见录》发表《古国遗迹》一文,这是中文世界最早报道1870-1873年间美籍德人谢里曼(Ueinrich Schlieman,1822-1890年)发掘希腊特洛伊古城考古事件的“即时”专文。丁韪良首先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各国的考古活动,“在古时亚洲西界有数小国,声名文物彬彬称盛,如犹太、腓尼基、德罗亚是也。缘兹泰西学士常赴该处掘搜古物,以博见闻”;犹太国为古教圣地,英、美、德、法诸国,“每派人躬往勘寻旧迹,用资考证,兼示不忘本原之意”;英国人常在尼尼微、巴比伦等处,掘地搜寻,得古石殿、石碑、石像无数,其碑字类虫篆,“渐通其文,参之古书,若合符节,所载事迹足补典籍之阙。”最后他说:“近又有德国人在德罗亚搜获古迹甚奇”,荷马史诗曾记载特洛伊战争,“人咸谓风影之说,不过出自诗人铺述,信者绝少”,“今掘地见城,并故王宫,间有金银钱参错土中,及妇女珠饰犹存,足征斯事为实。观于此,可见古人著作考据之真,又可见今人好古敏求之效也。”[1]郭松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出国大使,对西国人情风土颇有兴趣,于日记里详细记载参观各地古城遗迹的见闻。1879年正月二十日,郭松焘非常详实地记录了游览意大利庞培古城遗址的所见所闻,对古城中的古议政院、古理刑院、饼炉、罗马古史家故宅、火山灰所埋之遗骸等,一一备载,认为这些“足征土风民俗流遗,上古以前盖亦不甚远也”。[2](P901)《郭松焘日记》中涉及西方考古消息的文字甚多,不逐一列举。
    1883年,丁韪良在《西学考略》中又以《取古迹以证古俗》为题,简述埃及考古。埃及古迹各国争取之,如“古遗独石之塔,所在多有面刻,四千年来之古字”,英、法、意各国均运载过海,建于城镇。法国拿破仑一世曾踞埃及,随带学者数十人专备搜罗珍奇,满载而归,“埃及古时遗风旧俗靡不洞见”。[3]1884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est Faber,1839-1899年)在《自西徂东》第4卷《史学琐谈》中强调,“论史尤贵考求古迹,如上古之碑记、器皿、古物留传,皆可资吾考据,此皆足以广见闻而资博识也。”[4](P158)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的《西学述略》第6卷《史学》,如“释古文以识古史”、“泰西诸国推埃及最古”、“巴比伦古迹”等内容,均与考古学有一定关联。他说考古学家在埃及“即于既倒塌之土石堆中搜取有文字之瓦砾石块”,识其文字而知埃及“精于文学,勤于贸易,以及古帝王之实事”。[5]1894年1月24日,他在上海亚洲文会作了题为“史前考古”的演说。1897年,《集成报》连续报道了多起考古新发现,如“希腊奇境”、“墨境华碑”和“古书初见”、“埃及古陵”。①以上这些史料,虽还没有涉及专门的考古学理论,仅为零星的考古信息,但考古学有助于治史,尤其对认识上古社会有所裨益,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文里,以“考古学”对译英文Archaology,最先由日本人开始使用。1879年出版的《英华字典》里没有Archaology词条,不过在同年出版的日译本《考古说略》中已使用“考古学”译名,说明此时日本有人将Archaology译成“考古学”。这个译名最初恐怕不是很流行,1881年日本出版的《英华和译字典》,仍然将Archaology译成“古学”、“论古”,Archaologist译为“博古者”。到了1889年,东京人类学会会员乌居邦太郎著《日本考古提要》,书名英译为The Outline of Japanese Archaology。在加茂元善为该书写的一篇汉文“序”里,他说:“寻故迹,征器物,稽遗俗,质言语,以知人类之变革者,称考古学。”而且该书非常详细论述了“三期论”。更值得注意的是,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列有《日本考古提要》一书,康氏可能是最早知道“考古学”一词的中国人。在1898年东京博文馆出版的《学生用英和字典》中,Archaology仍被译为“古物学”,Archaologist译为“古物学者、古事学者”。可见,“考古学”对译Archaology经历了一个由少数人使用到大多数人认可的过程,这一译名被固定下来,大概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汉语虽有“考古”一词,也有“考古学”三字联在一起的,但都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日本人借用汉字“考古”以对译Archaology,而后赋予现代学术含义的“考古”一词,在19世纪末从东瀛回流中土,已是旧词新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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