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研究论著盈筐累箧①，但是如何准确地“扬弃”胡适，仍然是一个难题，颇有“盖棺”有日，“论定”无期之势②。从1917年胡适出道至今，数千万言的“捧”与“骂”自不必提，就是以“求真”为目的之“研胡”，虽然成果丰硕③，可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从学术发展的视角来说，研究胡适最主要的目的是“抽出有益的教训、拓宽中国文化学术迈出现代化的大路”④，但是在数千万言的各种论著中，真正以未来为指向的冷静反省所占比重并不多⑤，更谈不上准确地“扬弃”。
    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⑥，对胡适的言说与反思不仅关系着胡适一个人的荣辱褒贬，也不仅仅关系着所谓“胡适派”的地位高低，更重要的是关系着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的人文学术走向及其得失。胡适离世将近一甲子，时空的流转和代际的兴替已给我们冷静、全面地“扬弃”胡适提供了足够的客观条件。本文希望在唐德刚等人相关言说的基础上，以理解和面向未来的态度，吸纳、融合不同视角的意见与成果，对胡适在史学上的得失予以反思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攸关当下中国史学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三大史学主流”与胡适
    唐德刚在1987年提出了将“当代中国史学”划分为“中国传统史学派”、“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三大主流的观点⑦。可能是唐氏在学界以口述历史闻名，而非学术史名家之故；抑或是此文篇幅太短，阐述不够；因此这个划分在学术界的影响并不大。在笔者看来，作为这一以多年讲授“中国目录学”为背景的对中外史学发展的观察心得，实际上饱含了唐氏对现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与思考，的确有值得深究之处⑧。从时间上言，唐氏虽以20世纪80年代为基点纵论“当代中国史学”，但亦可看作是他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梳理与概括；从内容上言，尽管各流派之史论史著面貌各异，各唱各调，但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中国史学深受传统与西方思想之影响，所谓西方思想又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两种取向；从史学形态的演变言，中国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以欧美“中国学”为导向的史学，确实各有源流、各成系统。
    但是检视唐德刚这个“三大史学主流”的论述，就会发现一个重要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胡适及胡适所代表的学术形态，身处三大主流中的哪一个？毋庸置疑，胡适显然不能归入“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从他对于考据的热爱及对于西方汉学追求甚为热烈的行为来说，又不能将其置于“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中。因唐氏已言明这一派是超越西方“汉学”之后的史学，即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的产物，它的特点是“社会科学的处理”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唐德刚将胡适归入了“中国传统史学”这一派？由于他并未明言胡适身归何处，我们还需从字里行间细细思量。
    唐德刚将20世纪中国史学划分成三大主流，其主要依据有三：第一是从“方法论”着眼，各派“搞的是相同的‘史实’，但是对‘记录’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方法’，却各异其趣”⑩。第二是治史态度，如“方法和态度不弄清楚，谈胡适是不能开口的”（11）。第三是治史的精神和目的。具体来说，中国传统史学范式内的学人之治学方法主要是笺注、校勘和考证；治学态度是注重传统（尊古），在治学精神上甚至“完全接受传统儒教的‘意蒂牢结’”，治学目的是“为‘五经’作注”（12），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宋神宗语）。
    从以上三点来看，将胡适纳入中国传统史学范式，妥与不妥兼有。从他运用的方法主要来自传统这一点来说，尚可视为妥当：正如唐德刚自己所言“深植于传统之内的老辈学人（包括胡适之先生），是摆脱不掉传统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收山大师们的传世巨著之内”，不是“没有西方史学和现代史学的‘法则’和‘观点’，只是他们著作内的‘现代法则’和‘现代观点’却为他们的‘传统光芒’所掩盖”了，使读者“感到两者之间的分量不成比例”（13）。从治学态度和精神上说，又似有不妥：胡适在史学上的态度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14），尤其是引入“实验主义”和“历史进化的观念”，“便是替我们的学术思想从卖身投靠的‘官轿学术’中解放出来，是一种文化上的‘劈锁开枷’”（15）；胡适不仅清楚地意识到要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和孔子并列”（16）；而且认为“整理国故”应该有“疑古的态度”，要“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17）；从胡适本人的自我认知来说，他自认搞的是“科学方法”，也不承认“古文家”的帽子。
    综上可知，唐德刚的“三大史学主流”至少在涵括胡适以及胡适弟子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的时候遇到了难以处理的问题，以至于胡适等人难觅安身之处（18）。但这并不意味着唐德刚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尝试毫无价值。笔者认为，唐氏划分“三大主流”的思路和依据正为后来者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从“方法论”、“治史态度”、“治史的精神和目的”三个依据出发，20世纪中国史学似可重新划分为三大形态，一是“中国传统史学”，一是“新汉学”，一是“新史学”。
    唐德刚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概括为“为‘五经’作注”、“‘人治’史学”、“社会科学发展之前或早期发展的产品”、“以通史为主的泛论史学，除小考据外，不注重专题研究”（19）。唐德刚所构建的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系谱是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柳诒徵、钱穆、缪凤林等人（20）。唐氏的这个概括和构建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尚需一些补充、细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而且学术也不会随着政治更迭即刻发生突变，所以中国传统史学在清末民国依然在延续生存。清末民国的中国传统史学大体可分为著史和考史两个系统，“著史”源自“正史”，扩及志书，其精神与目的在于“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新史学运动”之矛头所对准之“旧史”，正是此一系统。虽经“新史学运动”的颠覆，但是由于“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这种无法替代的功能，传统史学之“著史”在民国时期依然成果丰硕，如《清史稿》、《新元史》、《清儒学案》等以及自清末始不断涌现的地方志等，在民国学界颇有影响的柳诒徵、钱穆、缪凤林等大都可被此一系统涵盖；“考史”源自经学，其精神与目的在于“为‘五经’作注”，虽受道咸新学冲击，但辛亥以后出身旧学之人因“怅怅无所归”而又以“亭林、东原、竹汀”为正鹄（21），一时名家鹊起，如沈曾植、缪荃孙、章太炎、王先谦、叶德辉、张尔田、罗振玉、王国维等。章太炎的思想虽比沈、缪等人趋新，不过他因“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仍被梁启超视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22），可见将其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内亦符合实情。至于罗振玉、王国维等较晚出的学者，虽然将考史扩及出土文献，且在方法和形式上有所突破，但其方法、精神与目的的主要方面，以及自我认同，仍和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汉学基本契合，将其归入中国传统史学之末流中，也难说不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