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胡适坚守“门户之见”的原因大约有四：其一，“实验主义”的哲学前提和稳健的政治立场；其二，具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和带有“类似宗教的格调”之“科学主义式”的“科学观”（110）；其三，“根基不厚”的社会经济史学的确存在的缺点；其四，“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的强烈自负。如此的哲学前提和政治立场使胡适对“一开始便和社会革命搞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先天的反感，对于他们将社会科学之概念和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做法嗤之以鼻；如此的“科学观”让他“强词夺理地认为，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的方法”（111）；社会经济史照搬西方理论、概念导致的空泛及在史料使用上的错误，让胡适及史料考订派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对社会经济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油然而生出轻视和歧视；也正是这种科学观，使他对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史著系统优秀遗产的柳诒徵、钱穆、张荫麟之成就视而不见。强烈的自负导致胡适“目空一切”，不肯“承认当代学人有比他更‘高’之处”（112），更不肯承认自己有错有误。早在新文化运动时，就有人批评说“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垄断学籍，排斥异己，俨然有一派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象”（113）。
    四、余论
    检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轨迹，我们承认胡适至少在开创“治传统经学和子学新方向”、“唤起史学界”之“方法自觉”、建立“新汉学”范式三个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基本完成了经史研究，尤其是乾嘉汉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推动了“史料观”的变革，完善了文献考证学的范式。但是，我们在肯定的同时，更要重视胡适及其学派的局限。这些局限不但限制了胡适自己的史学研究，使他不能完全冲开种种束缚而取得更瞩目的成就，也导致了他不能领导中国史学走上健康长远的发展道路。这实在是让人慨叹和遗憾。
    讨论胡适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上的贡献与局限并不是有意翻炒剩饭。在阅览大量胡适研究的论著之后，笔者不禁产生这样的困惑：虽然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是被研究最多的学人，可是我们对于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与局限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若有，是否又已作用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几经思索，笔者倾向于给出否定的回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扶得东来西又倒”。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关注现实、热衷思想理论探讨，却忽视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到了90年代又矫枉过正地走到了放逐“问题”、回避“理论”的极端，一时间，理论、思想弃如敝履，而考证校勘等则成为学问的标志。这种风气导致了史学界至今仍在一些边边角角东西的考证上投入了不小的力气，而对于时代给历史学提出的问题保持缄默。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类似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样的重大问题正等待历史学界解答（114）。但是历史学界能否很好地完成时代赋予的任务，尚不能让人感到轻松。巴勒克拉夫曾说，“历史学已经达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意味着它一定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误入歧途”（115）。如何保证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能沿着正确的路向前进，是当前中国史学界亟需思考讨论的重要议题。结合对胡适的反省，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的探讨尤为重要和急迫：
    第一，历史学的本质规定到底是什么。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实际是分为两条脉络，一条是以历史本身为依归，即“新史学”脉络，如梁启超提出的历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的命题（116），李大钊提出的“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的观点，等等（117）；一条是以历史记录为依归，即“新汉学”脉络，最著名的一个命题就是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118）。尽管这些命题对于认识现代史学、对于促进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都曾起到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命题在当前已经遇到了重大的挑战。就“新史学”脉络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来说，其受到的最大挑战是历史是否受进化论支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质疑或抛弃了进化论，倘若进化论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旨在揭示这种进化现象规律的历史学又如何可能？就“新汉学”脉络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来说，有关研究已经揭示了“新汉学”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的学科属性，“文本考据”只是现代史学构成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外和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即对“文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研究（119）。如果说历史研究的最高价值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的话，那么这个最高价值的实现显然取决于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水平之高低。所以，在21世纪，历史学在认识论领域的最重大任务应该是，不断探寻历史学的本质规定到底是什么。
    第二，当代史学发展的大势是什么。对历史学发展趋势这样一个问题的判断，会影响到每一个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会影响到整个群体或国家历史学的发展走向。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及其影响，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胡适、傅斯年等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用“科学”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20），便带领众多学院派史家走进了“史料考订”；郭沫若等认为以“五种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是史学发展主流，所以“革命史家”便集体走进“五种生产方式”中；蒋廷黻认为历史学“最后的目的是了解文化的演变”，史学应当向阐释和综合性研究发展，便要将清华历史系建设成历史综合研究的中心，并培养出了邵循正、梁方仲、张荫麟、吴晗、费正清等一批“专”、“通”兼备的史学研究者。何炳棣、唐德刚等人切身感受到“社会经济史”是“今日史学的主流”，不仅自身“极力企图打出‘汉学’的藩篱，跳进社会科学的川流”（121），而且尽力扭转华语历史学界的风气。20世纪90年代，主流学界的大腕权威们以为“国学”才是学问，“汉学”才是追逐的目标，“东方学”才是正宗，于是便起劲地鼓吹“国学”，号召“向陈寅恪看齐”（122），怂恿人们走“二陈”之路。当前，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国崛起将中国历史学带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当下历史学在向何处发展及应向何处发展，可以说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三，当代历史学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合格的当代历史学人至少应该具备两个基本品质，一个是端正高洁的学术道德，这一点无需多言，另一个是开放进取的治学精神，对于这一点需稍作阐发。所谓开放进取的治学精神，就是治学不被门户偏见束缚，不因一己之见而固步自封。学术门户源远流长，自难完全破除抹杀，但是对于门户偏见则因尽可能地冲破，因为“持门户偏见的人则不免过分夸张自己的门户；他们往往高自位置，而鄙视其他门户，甚至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123）。至于如何做到开放进取，相关论述可谓不少，不过唐德刚和余英时两位先生的论述较有代表：唐德刚说“治学之人不应对任何一种学说未加深入研究，便囫囵吞枣地对它存有成见。各派学者之间应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相互观摩，相互学习。绝对无法协调的理论也可和平共存，彼此尊重，是则是之，非则非之”（124）。余英时认为，学问世界存在千千万万的门户，“因此专家也不能以一己的门户自限，而尽可能求与其他门户相通”（125），因为“史学是一种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从其他相关的各种学科中吸取养料”（126）。
    第四，中国历史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唐德刚曾经希望胡适能将新兴社会科学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学术和时代需求结合起来，“把三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一总结，从而抽出一条新的东方法则来，以成一家之言，然后有系统地引导我们的古老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将来”（127）。结果胡适却缺少这样的胆识，没有抽绎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但是，胡适未能完成的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们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可以对此任务视而不见。三十年前，余英时也曾提过要将“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作为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的呼吁（128），不过从现在看仍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当前中国已经被纳入了全球化体系，市场原理也已取得了决定性成功，可是我们的学界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及其是如何深刻受到中国历史影响的这一问题还不能很好地给予透彻的解答。也就是说，唐德刚、余英时对于中国史学要研究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态及其走向（中国历史本身）的呼吁依然是中国史学界应该努力的方向，中国当前的史学界应在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一番深刻彻底的反省后开始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