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发动的“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辩，在日本汉学界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东邻学界的论战是否影响及中国学人？白鸟氏“抹杀论”是否对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形成产生影响，国内学界众说纷纭。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缘于当事人虽承认受过外来影响，但都是一种笼统模糊的表述，没有具体交代其思想观念形成的知识背景。顾氏虽十分生动地讲到其疑古思想形成，受到胡适、康有为、崔述的启发，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外国学者，以致今人仍在争论他是否受过白鸟氏的影响。本文思考取径有别于此前过多纠结于顾颉刚与白鸟库吉两者是否存在学缘关系，而是进一步扩大学术考察的视域。民国时期古史研究阵营非常庞杂，顾颉刚只是其中之一要员，即便顾没有受到白鸟氏影响，其他人是否受其影响？假使顾的疑古思想形成之初不知白鸟氏，那么在事后他是否注意及白鸟氏的观点？“抹杀论”及其余波在民国史学界绍述之情形如何，以及由此而引发国内古史界相关争论如何？唯有如此，才能准确评估日本“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古史界所产生的影响。
    一
    日本近代史学对清季新史学思潮产生过深刻影响，此为人所共知。然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仍可发现明显的“日本因素”，尤其在古史研究、中外交通史领域，表现得十分显著。日本研究中国有两大中心：一是东京大学，以白鸟库吉为中心，称为“东洋学”；二是京都大学，以内藤湖南为核心，称为“支那学”。明治以前，日人研究中国学术者虽不少，但多“规规小儒”，不出国内三四流学者之窠臼，以云贡献，则渺乎小矣。明治以降，受西方近代史学方法之激荡，始知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成立史学科，聘请德国兰克再传弟子利斯（Ludwig Riess）和留学欧洲的坪井九马三为教授，将西方近代史学方法输入东瀛，对日本史学专业化影响甚巨。西方史学影响日本史学的一个产物，便是东洋史学的诞生。利斯和坪井氏均为兰克史学的信徒，推行史料考证和追求客观事实的史学方法。白鸟库吉作为利斯最杰出的学生，受其师之耳濡目染，尤为强调史料的严格考辨。他说：“时代一变，欧美文物频频输入，诸般学术面目一新，史学研究方法亦渐变革，以正确史实为研究之唯一基础，虽承认传说之存在，但以其伪谬过多，故多弃之于史学范围之外。”①以此科学观念审视中国上古史，他便提出了震惊日本汉学界的“尧舜禹抹杀论”。青木富太郎谓白鸟氏新说“实在给与墨守古来传统的汉学界一大冲动，也是我国中国史学界表示一大进步纪念的金字塔，自博士这个新学说发表后，实在可以说是日本古代史研究界的一大转变，一脱向来以儒学者的见地研究古代史的错误，成为完全科学的研究。”②
    “尧舜禹抹杀论”是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员会上的演讲词，全文发表于《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改名为《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他考证认为，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传说中是代表三种中国文化价值：尧代表属于天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舜代表属于人的孝顺价值，禹代表属于地的勤劳价值。他认为天人地是儒家思想的三个关键支柱，象征三种美德。从儒家出现的时间，足以判断尧、舜、禹是春秋战国以后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宣扬儒家价值③。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传统汉学者的批评。林泰辅陆续在《东洋哲学》、《汉学》、《东亚研究》撰文批驳白鸟氏之说，而他最为有力的证据，大致谓“《尧典》的四中星”的记事，是记录当时观察天文的情形，据此可以明瞭《尧典》所传，确系古代事实，而且欧洲东方学者信之者颇多。1912年2月，白鸟氏弟子桥本增吉在东洋史谈话会发表《虞书之研究》，根据天文学上的事实，指出《尧典》四中星记事，完全是后世伪作，为其师声援。而同月白鸟氏本人也在日本学会例会中讲演《儒教之源流》，在汉学研究会讲演《〈尚书〉之高等批评》，驳复林氏。白鸟氏认为，四中星不需要天文学上的研究，已可以断定为伪作，因其记事渊源于阴阳思想之故。《〈尚书〉之高等批评》发表于《东亚研究》1912年第2卷第4号后，同年林氏于同刊第2卷第9号发表《再谈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加以反驳；《儒教之源流》发表于《东亚之光》1912年第7卷第9号，林氏亦在此刊第8卷第2号发表《读〈儒教之源流〉》，再加以痛击。1929年、1930年白鸟氏先后在史学会例会讲演《关于支那古代史》和在东洋文库第14届东洋学讲座连续7次演讲《支那古代史之批判》，重提“夏殷周三代抹杀论”。
    尧、舜、禹是否为历史上真实人物，涉及《尧典》内“四中星”记事，遂引发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史学派关于先秦天文历法的论战。饭岛忠夫发表《从汉代历法以见〈左传〉之伪作》（《东洋学报》1912年第2卷第1、2号），益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谓刘歆伪作说。引起京都支那史学派新城新藏发表《支那上古之历法》（《艺文》1913年第4卷第5、6、7、9号）大加反驳，从此短兵相接，争论不止。至1918年讨论又重振旗鼓，饭岛之文大多发表于《东洋学报》，收入《支那古代史论》（东洋文库论丛第5篇，1925年）及《支那历法起源考》（东京图书院，1930年）；新城之文大多发表于《史林》、《艺文》、《支那学》等，收入《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京都弘文堂，1928年）。二氏讨论大抵为两方面：（一）儒家经典之断代，以《左传》为中心，饭岛以《左传》为刘歆伪作，新城则反之；（二）饭岛认为中国天文历法乃传自西方，而新城则谓中国人自创。饭岛与新城二氏大致反映了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史学派之分歧。
    民国元年前后，在日本汉学界发生轰轰烈烈的“尧舜禹抹杀论”，国内学界是否了解这场争论？是否在民国古史界产生回响？国内学者最早在著述中提及白鸟氏“抹杀论”的是章太炎。1910年他给罗振玉的一封公开信中，对罗氏“延缘远人以为声誉”，大为痛击，进而一一点名，骂遍日本汉学界新旧各派，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