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顾是否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顾颉刚日记》公开出版之前，“据其女顾潮和熟悉他的李学勤先生所见，无论是哪个年代，他都没有在日记上提到过白鸟库吉”（59）。然而，《顾颉刚日记》却多次出现“白鸟库吉”，这到底是知情人士的疏忽还是有什么隐情，不得而知。除了《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这条证据之外，饶有兴味的是，1939年6月8日顾氏“节抄王古鲁《白鸟库吉及其著作》入笔记”（60）。《白鸟库吉及其著作》是民国时期论述白鸟氏学术最为详尽的一篇文字，其中交代了“抹杀论”争辩始末。顾既然节抄部分内容入笔记，至少说明他仔细阅读过该文，对白鸟氏自然有一个颇全面的了解。顾氏节抄之时，距白鸟氏最初发表“抹杀论”，刚好三十年，因“古史辨”而名满天下的顾氏此时心境不知道是否有遇故知之感。此外，《浪口村随笔》有“梁州名义”一条，引征王古鲁编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中白鸟氏《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一文（61）。燕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办《史学消息》杂志，顾颉刚题词，与之关系密切的冯家昇写的白鸟氏传记发表于此刊，白鸟氏《可汗可敦名号考》译文亦发表于此。凡此直接证据以及旁证，完全可以确定顾颉刚知道且了解白鸟其人。
    其三，顾初倡疑古学说或之前，是否知白鸟之说。顾早年日记确实没有显示他知道白鸟氏“抹杀论”，他自述思想历程也从未提及白鸟氏。钱玄同是否受白鸟氏影响，尚有待证明。假设钱氏接受了白鸟氏观点，并告诉顾，还是不能直接证明顾疑古思想与白鸟氏有关。在无确凿证据出现之前，白鸟氏在顾疑古思想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只能存而待证。廖名春先生只是提供了有益的“假设”，希望读者不致误以为真。私见以为，顾氏大体上是从胡适、康有为、中国辨伪传统、戏曲等方面获得灵感，辅之以近代科学的理性思维，形成他的疑古思想。顾氏与白鸟氏虽然都怀疑尧舜禹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论证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贺昌群早已揭示两者的差异，“目的则同，方法各异”。中日学者是否可能在各自的学术语境中先后独立提出某种相似的学术观点，窃以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古今中外有不少这样例子，大可不必陷入后出者定受先出者影响的思维定式。就以顾颉刚为例，他作《太一考》，后见到津田左右吉的同类论文，坦诚地说：“虽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余五年发现此题，殊为可畏。”难不成顾作《太一考》就受了津田左右吉的影响吗？如果顾氏见到白鸟氏有关“抹杀论”诸篇论文，他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叹。此外，顾氏疑古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有一个不断吸收中外各种思想资源加以完善的过程。《顾颉刚日记》显示，顾并不漠视域外学人的成果，相反的，对与之观点相近者尤为留心，如重视夏德《中国古代史》，称许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关注高本汉用文法考辨古书真伪等。因此，把顾颉刚描绘成目光仅限禹内，“不太看国外书”，似扭曲了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学者的形象。
    注释：
    ①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青木富太郎：《近五十年来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之研究》，《北华月刊》第1卷第4期，1941年8月。
    ③详参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
    ④《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⑤桥川时雄：《章太炎先生谒见纪语》，《制言》半月刊1937年第34期。
    ⑥《致柳翼谋书》，《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3页。
    ⑦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见洪北平编：《国学研究法》，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58页。
    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8页。
    ⑩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11）桑原骘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现代评论》第2卷第49期，1925年11月。
    （12）《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13）吴泽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