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古史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域外新知的不断涌入，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局。同时代的国内学人，大多注意及海外同行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且主动加以吸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程憬发表《古史的研究》一文，勾勒了域外学者怀疑中国古史之“学术史”：
    凡受过新史学的洗礼，稍有欧洲上古史的新知识的人，是没有不怀疑中国的上古史的。近数十年来，欧洲学者颇能研究中国及东方的学问。他们受科学方法训练过的。我们这些错误百出，真伪参半的古籍、古史，一到他们的手里，那荒谬处自然会齐显露了出来。一八九五年，法国最著名的“中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8-1918）教授所译的《史记》第一卷出版，其序论中曾指出尧舜禹等模范人王的传说，大都属于后人所伪造的。他们的整齐完全的形式，无论什么人都必怀疑的。又说：尧舜等的事迹，在最古的《诗经》竟未一见，尤为可怪。其后，夏德（F.Hirth）在所著《中国古代史》（一九○八年出版）中，对于尧舜等的传说亦致怀疑，以为此种传说只是神话的幻影，而非实有其事。
    近世的日本史学界，受西洋科学的影响很大。许多新式的“中国学者”均能采取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老辈的学者如白鸟博士，他在一九○九年（后夏德氏的《中国古代史》出版一年）所著《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中，作与沙畹、夏德二氏相同的议论，以为尧舜禹等传说为儒家思想的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的。而小川琢治在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更明显的说，中国史的上古部分至为可疑，尧舜禹的黄金时代虽异常漂亮，然我们试一比较春秋战国时各家所传的种种传说，知皆儒家本之上古神话而加斧削润色，使成为实在的人物，且理想化者。（16）
    文中指出了白鸟氏“抹杀论”的核心观点，即尧、舜、禹乃本于儒家天、地、人三才之说而虚构出来的人物。
    1936年，郑师许回顾日本学者对我国民俗学研究时说：
    自白鸟库吉担任教授以来，常常提示新说以奖掖后进，即其所发表的一鳞一爪之说，亦有足多者，就如《关于〈尚书〉之高等批评--特别地是尧舜禹》、《周代古传说考》等，均于我国传说有相当之见解，尤其是对于古代文献加以锐利的批评，试为纵横剖面的解释，这种态度，于其后学的影响很大。博士最近数年在东洋文库大开讲座，在东洋讲座的名义之下，发表其研究的心得，或题为《极东诸民族之古传说》，或题为《支那古代史批判》，于博士的高说之中，亟待今后精密的研究者不少。以透彻纸背的眼光，为检覈传说的工作，其中所阐明诸点，殊可惊异呢！（17）
    此外，郑氏亦留意饭岛、新城二氏论战，谓之“著称于东西两洋学术界之林”。他认为饭岛氏是“彼邦最勤慎之学者”，诵读中国古书虽多，然往往自陷于武断，为其治学最大毛病。1930年饭岛出版《支那历法起源考》，附录《殷虚文字之批判》一文，对甲骨文大肆攻击，认为是伪造，系春秋以后之物。郑氏大为不满，代为译出（18），并撰“读后记”，逐条批驳，谓之“全属谬误，不能成立”（19）。郑氏从未去过日本，30多岁始学日语，家中所藏日文书籍甚多，大部分通过上海内山书店或邮购而来（20），说明国内学者（尤其懂日文）仍有渠道获悉日本汉学界之情形。
    1936年，李悌君强调，“外人研究中国古史之成绩：如夏德之《中国上古史》、安特生之《中国远古之文化》、白鸟库吉之《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竟直认三代以前，全为神话，其与吾国古史之破坏，有莫大之影响；又如马斯伯罗之《古代中国》、内藤虎次郎之关于支那古代史诸论文，皆用新态度、新方法来研究，其于我国之古史建设，更有莫大之帮助也。……近年来外人为打破对中国迷惘起见，利用科学方法，发掘古物，蒐集史料，作一有系统之研究，其中往往有新发现及精诣之处。”（21）作为“古史辨”后起之秀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1941）也有一段专门绍叙域外中国古史研究的文字：
    西方学者如夏德（F.Hirth）于1908年刊《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1908）已以尧、舜等传说为神话之幻影。近马伯乐（Henri Maspero）著《〈尚书〉中的神话》（Le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Journal Asiatique CCIV，1924），亦考论《尚书》中羲和洪水等神话之演变。（冯沅君已有译本）格拉勒（M.Marcel Granet）著《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Danses et l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又以禹为铜匠们的神话人物。日本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以炎帝、神农氏为保护农业之神。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又以大埠、炎帝等五帝为天之五行神。小川琢治著《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支那历史地理研究》）亦认尧、舜全为天上之神，禹、启、羿为降自天上以治下土之后（地神）。（22）
    且不论最初引发我国古史研究是否与外人有关，但在20世纪上半期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域外汉学家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小川琢治等对中国古史的疑古取向。外人相关研究成果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学人所引征，甚至古史研究领域某些具体问题的争论，亦可视为国际汉学界争论在中国的延续。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欧洲、日本、中国学界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海外汉学界的疑古论有力声援了国内疑古运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