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典》编成年代考，系关帝尧是否确有其人，所以格外引人重视。林泰辅反驳白鸟氏的力证，即谓《尧典》的天文记录是可信的，此后新城和饭岛争论依然以考订此问题为焦点。1920-30年代，中国学界掀起了“古史辨”运动，考订古书真伪是其主要内容，新城、饭岛二氏论战影响波及中国学界，促成国内学界出现了一股以天文知识考辨古书真伪的研究范式。早在1921年1月，胡适从日人小柳司气太获赠两本《东洋学报》，里面有饭岛氏一文，胡便称许此种方法，谓“此君从历法上考见《左传》为刘歆之伪作，甚有研究之价值。”（43）稍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论鉴别伪书方法，即有鉴别《尧典》一条：
    《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44）
    这正是林泰辅、新城新藏的观点。梁氏在学界乃执牛耳者，其议论往往被引为经典。例如，顾颉刚与钱玄同讨论古史，谓《尧典》之出世应在《论语》之后，刘掞藜非难其说，即引用此段文字（45）；又，胡堇人亦认为《尧典》非春秋以后伪作，其理由之一，为《尧典》所述天象与春秋时代不同而暗合岁差之原理（46）；吴贯因亦认为《尧典》非伪，发表《驳〈尧典〉四仲中星说及论〈尧典〉与尧舜禅让之非伪》；竺可桢读到发表在《科学》第11卷第6期新城和饭岛二氏译文，且受梁启超的暗示，写了一篇《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47），经过论证，谓《尧典》四仲中星，盖周初之现象。竺可桢本为科学家，故其说极有说服力，常为顾颉刚等疑古派所引征。此文又转载于《史学与地学》1927年第2期，附录于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陈鹏远的《〈尧典〉历法考》和刘朝阳的《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两文（48），也是从古代天文角度断《尧典》年代。
    此外，“二十八宿之起源”亦为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观点不一，或谓起源于印度，或巴比伦，或中国。到20世纪争论转移至日本，新城认为，二十八宿在周初或其前所设定，而春秋中叶以后自中国传出，经中亚传于印度，更传于波斯、阿拉伯；饭岛则反对此说，以为中国天文学，连二十八宿知识在内，乃起源于西方。国内学者陈廷璠对饭岛《支那古代史论》断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来自西方，不以为然，认为两者皆独立自创，初非有互相之影响（49）；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之起源地与时代》，主张二十八宿非起源于中国；钱宝琮最初接受新城的观点，1929年谓《东洋天文学史大纲》不为因袭的见解所束缚，纯粹立于自由的地位，选取中国古籍中正确的史料，以研究古代天文学发达史，简明审慎，“洵为晚近不可多得之作品”，而批评饭岛以为西汉以前六十干支不始甲子，而始于甲寅，其所述证据甚薄弱，“博学如饭岛氏，何以愚妄至此”（50）。但他后来改变观点，《论二十八宿之来历》一文批评新城氏“纯属臆测之谈”（51）。总之，民国学界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以及从天文学角度考证古书真伪，均明显受到新城、饭岛二氏论战的影响，虽各执一词，难成共识，然于推进古史研究自有其积极意义。
    最后，有必要澄清一下顾颉刚与白鸟库吉的关系。学界对此有过争论，大致有两派：
    一是否认说，以王汎森、刘起釪、李学勤为代表。王汎森认为白鸟库吉是否影响到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点，是深深令人怀疑的，“一方面是因为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另方面是因为白鸟的说法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引起过热烈的讨论。”（52）刘起釪认为：“顾先生倡其疑古学说时，并不知有白鸟、桥本等之说，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所承受的学术源流实际主要是乾嘉经学，又接受了一点胡适等人介绍的西方学术，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53）对于古史辨派是否受白鸟库吉、马伯乐影响，李学勤说：“因为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先生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顾先生并非是这样的。顾先生日常不太看国外书，他主要是继承了宋清以来的辨伪思潮，与当时新的思想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新的想法的。”（54）
    二是肯定说，以胡秋原、廖名春为代表。胡秋原以为钱玄同受了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和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影响，谓尧舜禹皆为神话。在钱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55）。廖名春对胡秋原说法作进一步论证，推测顾曾接受白鸟氏“抹杀论”。理由有三：（1）钱玄同留学日本，有可能看到白鸟氏文章，并间接影响及顾；（2）顾曾在北大图书馆编书目，馆藏有日文期刊，有可能看到这些文章；（3）王国维与林泰辅有交往，王评顾“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56）。
    最近《顾颉刚日记》出版，关于顾颉刚与白鸟库吉关系，有些事实至少可得以澄清。其一，顾不懂日文，不太看外国书。不懂日文并不能排除他有可能获知日本学界消息，更何况他是否完全不懂日文，还是一个疑问。1930年11月19日，顾日记：“予作《太一考》，自谓创见，今日润孙持大正十四年出版之《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来，其中有津田左右吉之《太一》一文，这固余之所欲言者也。虽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余五年发现此题，殊为可畏。”（57）又，1946年6月12-15日、26日记看《东洋文化史大系》。此书为1938年出版的多卷日文著作；1930年11月10日顾日记显示，“校夏德《支那古代史》目录，讫”。此书系日译本。而且，1946年6月16日记“看夏德《中国古代史》”（58）。此书系英文原版影印本。夏德《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古史系统提出全面质疑，在民国史坛曾产生积极影响，由此不难理解顾氏为何如此重视夏著。因此，顾氏或略懂日文，或不懂日文但亦能看懂大意；他英文程度确实不佳，但也能阅读。至于他不太看外国书，也不符合事实，《顾颉刚日记》已面世，无需举证。总之，以顾氏是否懂外文，与其是否有能力接触域外资源，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