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鸟库吉自言知历史，说尧、舜、禹三号，以为法天、地、人，尤纰繆不中程度。④
    到了1931年，日人桥川时雄谒会章太炎于上海寓所，谈及白鸟氏，虽桥川谓白鸟氏为“史学家中之大将”，然章氏仍认为白鸟氏“欲以古学为新学，而才力不及，终不免于武断。”⑤这多少反映了章氏对日本汉学界一以贯之的学术印象。1922年6月15日，章氏致函柳诒徵说：
    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⑥
    胡适以《尚书》非信史之说是否取于日人，实无资料显示，但此段文字更见章氏了解“抹杀论”相关论述。此外，柳诒徵早年编《历代史略》，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为底本，表明其时他对日本汉学家并无恶感，但后来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却说：“日本人读中国书素无根柢，固不足责。”⑦他对日本汉学界态度的前后转变，窃以为似受章氏的影响。
    梁启超长期旅居日本，很早对东洋史学有所认识。1902年《东籍月旦》第2章第2节“东洋史”部分，逐一点评东洋史或支那史著作，如桑原骘藏、儿岛献吉郎、市村瓒次郎、木寺柳次郎、藤田丰八、那珂通世、田中萃一郎、泷川龟太郎、田口卯吉、白河次郎、中西牛郎等，如数家珍。不过，梁氏所评论的那些作品，大多属通论教科书一类，并不能反映当时旧本汉学界的业绩，此亦说明梁氏对彼邦汉学界略有隔膜，未作深入了解。至1920年代，梁氏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⑧在注释里又说：
    日本以研究东洋学名家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于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于佛教，后藤虎次郎之于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于古石器，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⑨
    梁氏对日本教科书前后评价虽反差甚大，但他说来说去，围绕的总是那几本成了“专书”的教材，则是一致的，似乎这些才代表日本汉学界的成绩。至于他提及的白鸟库吉、那珂通世、松本文三郎、后藤虎次郎、鸟居龙藏，虽有心得，然皆未成专书，只有在注释里略为提及的份了。从梁氏对日本汉学评论来看，他显然更看重专书而不是论文，诚如齐思和批评他“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作起的。梁氏不明通俗著述与研究著作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⑩正因为梁氏尚未真正具备现代史学观念（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一位过渡性史家），他评骘日本汉学难免有所偏差。20世纪初年，日本东洋史学已从甲午战争前通论阶段进步到专题研究，出现了大量的专题论文，其中精辟之作，才代表日本汉学界之成绩。白鸟氏论文大多也散见于各种杂志，极少刊行单行本，故梁氏对他的学术地位恐怕不会有太正确的认识，难怪日人桑原骘藏批评他不知道日本学界是怎样情形（11）。不过，从梁氏知道白鸟氏专长在“古史及地理”，以及论及日人以“四中星”证《尚书》真伪（详后）推测，他完全可能了解白鸟氏“抹杀论”。
    在中国现代学人中间，较早关注国际汉学动态的是王国维，其研究成绩也普遍得到国际汉学界的好评。王氏在日本汉学界尤其对京都支那学派影响甚巨。他与罗振玉旅居日本期间，与支那学派诸人交往颇多，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青木正儿等，《观堂集林》（卷24）里有些诗叙述他们之间交游的往事。当年郭沫若便认为支那学派事实上是在王的影响之下茁壮起来的（12），这虽不免有些夸大，但王氏确对支那学派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王跟白鸟氏辩论的对手林泰辅在学术方面有往来商榷的信函。王氏对林学问尤为欣赏，“嗣读大著《周公及其时代》一书，深佩研钻之博与论断之精，于考定《周官》及《礼经》二书编撰时代，尤征卓识，诚不朽之盛事也。”（13）他旅居日本那段时间，日本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争论正如火如荼，加之与日本学人的广泛接触，他亦可能知白鸟氏“抹杀论”。1918年12月，王致罗振玉函中提到白鸟氏，他说与沈曾植谈及那珂、白鸟旧事，“渠谓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更骄。”（14）可见他知道白鸟氏其人。更何况，1922年8月，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评价顾颉刚：“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足以证明王氏了解东洋学派对中国古史“抹杀论”，并且他对日本疑古之风，并不以为然。
    二
    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均有众多弟子，他们是否向学生介绍日本汉学界的动向，不得而知，但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些学生（如颜虚心、程憬、戴家祥等）发表的文字来看，他们很重视域外汉学成果，尤其关注日本汉学，这似乎与他们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及其陈寅恪，平时引导不无关系。除章、梁、王之外，有大量史料显示，民国学界了解“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辩及其说始作俑者白鸟库吉其人。1930年贺昌群东渡日本，阅读“东洋文库”藏书，受日本、欧洲汉学之影响，转而治中西交通史、敦煌佛教艺术和汉代木简。他颇留心日本汉学，1933年发表《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一文，认为日本支那学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不可不特书者”有三：一为《崔东壁遗书》之印行；二为白鸟库吉之“尧舜禹抹杀论”；三是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之先秦天文历法论战。对此，贺氏作了简要绍述。他强调白鸟氏与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差异：
    白鸟氏所倡之“尧舜禹抹杀论”与我国顾颉刚氏诸人所讨论之“古史辨”，虽时序有先后，而目的则同，方法各异。白鸟氏运用其丰富之东西历史语言之知识，纵横驰论；顾氏诸人则专精于先秦典籍之解剖。此则时代思潮与治学方法之进步，传统之学者，虽欲维护陈说，亦无可如何者也。
    贺文先后发表于《大公报·图书副刊》（1933年第3期）和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想必在学界同行间传阅颇广（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