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世界较早一篇白鸟库吉传记，系冯家昇发表于《史学消息》（1937年第1卷第6期）之《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简要叙述了白鸟氏的学术经历、治学特点。“纯粹西洋方法的采用，以前那珂、内藤总摆不脱中国式学者的思想与方法，他却能以崭新的科学方法去解决；譬如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科学，都可以由他所发表的文章里看出来。尤以语言学的培植甚厚，所以每遇到问题就想拿语言去解决。”故“篇篇精辟独到，令人惊佩无已”。日本人能与欧洲学者相抗衡者，惟白鸟氏一人而已。不过，冯文并没有提及白鸟氏“抹杀论”。同样的，1942年白鸟氏逝世，莫东寅翻译加藤繁的《白鸟博士之薨去》一文，论及他在东洋史方面的贡献，除出现“对中国古史，始加锐利之批判”评语外，亦无出现“抹杀论”文字（24）。
    民国时期最为详实论述白鸟库吉学术成绩的是王古鲁。1930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设立编译委员会，“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25）。王氏受编译委员会委托翻译白鸟氏关于西域史论文，汇次为《塞外史地论文译丛》，1938年、1940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辑。卷首附自撰《白鸟库吉及其著作》一文，曾单独发表于《金陵学报》1936年第6卷第2期，详叙白鸟氏的学术实践。文末附“白鸟博士著作年表”（26）。白鸟氏有关中国古史论文虽没被译成中文，但《白鸟库吉及其著作》一文对“抹杀论”争辩之经过绍述得很全面。这部分文字摘录自王古鲁《明治维新以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的趋势》，而该文又附录于《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1936）一书，后单独发表于《重大校刊》1937年第7期。换言之，“抹杀论”于《塞外史地论文译丛》、《金陵学报》、《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重大校刊》四处介绍过，而且《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与《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在中国学界流传颇广。因此，似可推测白鸟氏“抹杀论”在民国学界或许是广为人知的一个常识罢了。
    其他译文或译著也有论及“尧舜禹抹杀论”。1939年日人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一文云：
    在中国执疑古派史家牛耳的顾颉刚所编的《古史辨》中对于收录论文的中国古代传说，有毫无不假借的批判应酬等节，这个就是在日本明治十一、二到四、五年之间，以白鸟库吉博士的尧、舜、禹、夏、殷、周抹杀论为中心之林泰辅博士的反对论，在当时日本的汉学界里，突然卷起了的论战的余唾。（27）
    并且，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国学研究，“只是模写日本和西洋的方法论而已，尤其是不能逃出日本所予影响的力圈以外”。长濑诚虽然没有明言白鸟氏与顾颉刚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但欧洲、日本汉学确实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取向；青木富太郎《东洋学之成立及其发展》（1940）在民国学界颇有传阅。该书第2篇第1章“日本人的中国研究”，竟先后有三位国内学者译成中文（28）。青木氏在此章对“抹杀论”有所叙述；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王学文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章第1节“《尚书》之价值及批评”，论及日本学者对《尚书》之疑义，其中对白鸟氏以及桥本增吉质疑《尚书》的学术观点作了引述。此前中文文献有关“尧舜禹抹杀论”，多叙其论战经过，鲜述其观点。田崎仁义概括白鸟氏《〈尚书〉之高等批判》之意谓：
    《尧典》专叙天文历日之事，《舜典》将关于制度、政治、巡狩、祭祀等人君治民之一切事业，殆全加于舜之事迹中，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为舜之特性。由此可知，《舜典》之事迹为关系人事者。至于禹，则治洪水，定禹域，为关于地之事迹，禹之事业之特性，即在关于地之一点。由此点推之，作者乃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为背景，而创作者云。又曰《尧典》所记之事，并非根据天文之实地观察，乃由占星思想编成者，则以十二宫二十八宿之知识与阴阳思想，为其根底也可知。
    而桥本增吉支持白鸟氏，认为《尧典》之天文记事，并非当时实际观察记载，而是据阴阳思想虚造者，《虞书》为后代伪作，不能作为历史资料，谓尧、舜、禹为假托于天、地、人三才之小说人物（29）。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特引征白鸟库吉、桥本增吉二氏论点（30）。
    民国学界对白鸟库吉应该说并不陌生，他的许多论文被译成中文（31），在学界均有良好口碑。不过，这些论著大多系关塞外史地，没有发现相关“尧舜禹抹杀论”文字被译成中文，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窃揣测可能与白鸟氏政治立场有关，他并非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曾在《华文满洲报》撰《满洲建国之必然》一文，公开信口雌黄，掩饰日本在东北一切罪恶（32）。国内学者不愿翻译有关“抹杀论”文章，而仅选译塞外史地论文，或许是因为“抹杀论”对不少中国人来讲，可能会动摇本民族的自信心，何况此说又出自日人之口，更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臣子、文学博士”白鸟氏充当帮凶。
    三
    参与“尧舜禹抹杀论”争辩的其他学者，同样引起中国主流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顾颉刚、陈寅恪）的关注。桥本增吉支持白鸟氏的一篇《虞书之研究》，被译成中文发表（33）；桥本氏《东洋古代史》出版于1933年，我国学界认为丝毫未照顾中国学者的成绩，简单平庸，无甚可取（34）；白鸟库吉学生津田左右吉也是一位著名的疑古者，他的《儒道两家关系论》（李继煌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谓《老子》其人其书皆系庄周伪造；《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是国内学人江侠庵就日人关于先秦旧籍考证文字选译纂集而成，大部分选自《支那学》、《艺文》、《支那学文薮》等杂志，多为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武内义雄、本田成之、小川琢治等之作，各篇大体皆颇精粹，“其怀疑之精神，客观之态度，精严之方法，锐敏之眼光，令人读之不得不敬佩；而其蒐讨之勤，征引之博，举证坚实，下断审慎，尤为不可及，确属曾下真实工夫之作。”（35）译文虽多有指摘之处（36），但其内容大多关于古史问题，亦受国人注意。内藤湖南《易疑》和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为其中两篇，张岱年认为“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于是我们中国也开始有人注意它了。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三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十五章等是。这真不能不让我们对此二君加以万分的崇敬和感谢，同时自己觉得愧怍异常。”（37）《当代中国史学》也指出：“日人研究中国古籍的也很多，比较有价值的论文也不少，江侠庵先生选译的《先秦经籍考》（商务出版）虽不够完善，也足供我们参考。”（38）
    “尧舜禹抹杀论”之余波--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天文学史的论战，很受同时代中国学界的关注，与当时“古史辨”运动兴起紧密关联。“新城与饭岛之辩驳，与吾国前此由顾颉刚发动之古史论战，堪称无独有偶，且就其问题之性质而言，彼此亦极有密切之关系”（39）。相较而言，白鸟氏与林泰辅争论并未引起国人充分注意，二氏相关论文均未译成中文。因争论发生在民国元年前后，而那时中国学界十分沉寂，故国人反响寥寥。当“抹杀论”延续至饭岛、新城二氏，恰逢国内学界发生巨大变化。“五四”之后，胡适大力倡导用欧洲、日本汉学方法整理国故，加之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兴起，日本汉学界的论战始在国内学界得到充分的回应。饭岛和新城论著大多被译成中文（40），尤为要者，新城新藏研究中国天文学史二十年的结晶《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乃一部皇皇巨著，由沈璿译成中文，中华学艺社1933年出版（41）。此书凡十编：东洋天文学史大纲；周初之年代；中国上古金文中之历日；二十八宿之起原说；春秋长历；由岁星之记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再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汉代所见之诸种历法；战国秦汉之历法；干支五行说与颛顼历；附录饭岛忠夫《中国历法起原考》第1章《中国古代历法概论》。《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在民国古史界具有广泛的影响。饭岛认为中国最古经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国语》、《左传》，皆为公元前300年之后作品，此前之记事，多为传说，不甚可靠。刘朝阳以为这个结论“或可为顾颉刚之一有力帮助”。而新城氏主张却与之相反。新城与饭岛论辩不是纯为解决中国古代天文学上问题，而是为了考究中国古代经籍年代，由此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学术界疑古派、信古派讨论《左传》、《国语》等古书的真伪问题。饭岛云：“以现今之天文学知识，论究支那古代之天文历法，推定其成立之年代，对于儒教经典完成年代之决定，为一最有力之根据。明了儒教经典之完成年代，则支那古代史之批判之第一步工作斯成就矣。”因此，刘朝阳认为饭岛从天文学角度辨别古书真伪，诚可为中国学者“研究古史之门径”（42），显然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