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潮流有时候可能并不是正确的，反而是一种流俗。但是就19-20世纪世界现代史学发展来说，世界史学发展的大势基本是朝着开拓史学领域、更新历史观念、提升历史认识水平的方向发展的，是历史学人努力的正确方向。
    （67）[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68）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7-23页。
    （69）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7页。稍晚于胡适的华人史学家不仅唐德刚持此种观点，喜爱考据的杨联陞也认为“社会经济史是今日史学的主流”（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14页）；何炳棣从20世纪50年代就“极力企图打出‘汉学’的藩篱，跳进社会科学的川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余英时认为“社会经济史学之兴起正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之所在”（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67页）。
    （7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2-3页。
    （71）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72）蔡登山：《蒋廷黻的婚姻悲剧》，《历史学家茶座》第1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73）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村治》第1卷第2期，1930年。
    （74）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
    （75）参见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33页。
    （76）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243页。
    （77）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35、440页。
    （78）《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0年至21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BD1930014。
    （79）唐德刚：《序》，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80）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14页。
    （81）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
    （82）李璜：《敬悼胡适之先生》，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7页。《新月》第3卷第8号（1929年10月10日）有“幼春”的《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一文，第3卷第9号（1929年11月10日）有“幼椿”译的《法国支那学小史》一文。
    （83）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胡不归等著，黄艾仁编：《胡适传记三种》，第216页。
    （8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21页。
    （85）如，1960年黄兼生告诉胡适，文化学在美国已形成“一个学术的新趋势”，就连史学大家班思也“著文表扬”。十年前还在反对提倡文化学的胡适的反应是“默然，未加回答”（黄兼生：《怀胡适博士》，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第490页）。
    （86）这种“只重史料考证而不著史”的史语所不良学风，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许倬云等留学归来的学者起而攻之，此后台湾史学风气为之一变，渐趋合世界史学发展大势。详参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年》，《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12月。
    （87）李敖：《播种者胡适》，《胡适研究》，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