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是“客岁（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尽管梁氏语意过于含蓄，但此处的“益以新知”大概包括胡适的影响。梁氏在这一时期受到胡适影响至少有两方面可判断：一，梁氏在1919年和胡适就《中国哲学大纲》展开过深入谈论，梁氏还称赞说胡适此书在“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之三十八，第60页）。梁氏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的“方法论”不可能不了解。二，此时期的梁启超因为“好胜”的缘故，常与胡适对着干，不知不觉“总是跟人跑”（周善培：《谈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而这一时期正是胡适宣讲自己“科学方法”的高峰时期。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亦认为梁氏受到了胡适的影响（见第187页）。
    （46）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226-227页。
    （47）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230-231页。
    （48）王学典：《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49）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50）蒋廷黻：《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6-338页。
    （51）蔡乐苏：《蒋廷黻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课程新模式的建立》，《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52）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53）参见彭国良：《顾颉刚史学思想的认识论解析》，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4）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193页。
    （55）胡适：《留学日记》（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页。
    （56）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28-131页。
    （57）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81页。
    （58）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15页。
    （59）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胡适口述自传》，第136、220页。严耕望也指出，胡适在解释神会发动宗教革命以南宗代替北宗时，由于不能使用经济学、社会学的知识，因此不能解释得透彻。严氏虽然是以考证为主，但也“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见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163页。
    （60）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8页。
    （61）吕实强：《胡适的史学》，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5页。
    （62）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0-241页。
    （63）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64）吕实强认为胡适“并非不解释历史，不重建历史”，并认为胡适的“那些专史”、“对禅宗的考证”都是“在重建历史”，对孔子、对儒家思想“是在解释历史”。吕实强进一步认为胡适“只不过他因为严守着求真求实的标准，对于资料尚不够充分，真相尚无法判断之前，不愿做贸然与粗阔的建构与论断罢了”（吕实强：《胡适的史学》，耿云志编：《胡适评传》，第476页）。吕氏此说亦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胡适曾经在不同时期出现过解释历史的萌芽，可是既未能自己坚持不退缩，也未能引领学界前行。解释历史、重建历史是任何时代历史学家都无法逃避的天职，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不可能有历史学家能够在资料完全充分、真相全部判断之后来解释历史、重建历史。作为学界领袖的胡适，应该拿出勇气、集合历史学界的智慧和力量来应对这种困难和挑战，而不是逃避。
    （6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