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估现代史学发展大势（66）。从宏观学术史来看，“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的、比利时的、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甚至于德国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式的范型，并在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了”（67）。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已经开始了由实证的传统史学向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新史学转移的深刻变化，“每个历史学家所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揭示社会状况中的关键性变化”这一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史家接受，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弄清“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向揭示“事实是为何如此”转变，以帮助人们了解现在预测未来，而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68）。正如唐德刚所说，“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这一派”（69），就连胡适在美国求学时的老师毕尔、罗宾逊等学者在此时都已经开始了社会经济史的探索。
    没有像胡适那样受到西方现代史学教育的郭沫若在1929年就指出他的“批判”有别于胡适的“整理”，因为“‘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70）。可以说，唯物史观派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勃兴，既填补了近三百年清代学术“食货之学”的空白，又顺应了国际史学的发展潮流（71）。比胡适受到更系统的西方史学教育的蒋廷黻也看到世界史学发展正在从实证史学向以综合性阐释为中心的新史学转变，而中国史学却自我局限在考证校勘上裹足不前，乃决定从历史学“最后的目的是了解文化的演变”这一最高目标出发把清华历史系办成“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史料派”的新史学重镇（72）。但是，具有“考据癖”的胡适却对于世界史学的发展变化认识不清，对郭沫若、蒋廷黻等人的反思“无动于衷”，仍然长期错误地将西方“汉学”视为史学发展的主流，视为中国史学界应努力的基本方向。
    在“社会史论战”激烈展开的1928年底，胡适“在这大潮流鼓荡中，竟自没感受影响；于对方立论的根据由来，依然没有什么认识与注意”（73），不但没有对史学界求新求变的积极努力予以鼓励和引导，而且冷嘲热讽，认为“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这些社会史论战的“著作言论”，也不能为“我们走那条路”寻找“一个清楚明了的指示”，并以“捉妖的道士”来比喻“社会史论战”对于中国社会所作的探讨（74）。在1931年重返北京大学之后，胡适决心改革北大，“以带动全国大学的现代化”，然而努力的目标却只是要将“汉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转移到北京（75）。他的“个人野心的主要目标”，是“把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76）。这一时期，胡适、傅斯年等人正致力于“科学的史学”之建设，希图缩小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距离。但实际效果则可能未能如他们所愿，正如余英时遗憾地指出的，“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入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其结果是把史学研究推到兰克本人所反对的‘事实主义’的狭路上去，以章学诚所谓的‘史纂’、‘史考’代替了史学”（77）。在胡适等人的“领导”下，民国的学院派史学长期局限于“史料考订”，轻视社会科学方法，疏于史事重建。不仅史学研究被深刻影响，就连历史教学也被改弦更张。北大史学系课程一改朱希祖制定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将“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定为宗旨（78）；“食货派”的领袖陶希圣在北大也“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79），被“挤得靠边站，薪金上也打了大折扣”（80）。
    胡适对新兴的社会经济史学除了轻视和抹杀的面孔之外，也有“关注”和“反思”的一面。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适曾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81）。在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还一度有意“亲近”“社会经济史学”。据李璜回忆说，1929年胡适邀请他将“Durkheim的社会学方法论用于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乃将李璜的文章在《新月》上发表了好几篇（82）；在中国公学校长任内，胡适还将史学与社会学系合并成为“史学社会学系”（83）。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胡适回到北京后，又开始大力提倡“汉学”了，这里面的缘由何在，只有胡适在1960年对何炳棣所讲的一段话可大约看出一些端倪：
    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84）
    胡适鼓着巨大勇气说出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对于“社会科学治史”，胡适是因为自己“不懂”，才不敢提倡。“二战”以后，“社会经济史”成为欧美史学界的主流，胡适尽管已和西方学术“脱了节”，但他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学术变动的大潮，也不可能对自己专重“史料考订”的史学不有所反思（85）。应无疑问，正是胡适的反思使他感到“对不起”一再向他这个学术领袖建言以“社会科学治史”的何炳棣，使极自负的他拿出莫大的勇气，向一个晚辈当面表达自己的歉意和苦衷。可惜，胡适最终未能拿出更大的勇气，战胜“自我限制”和“盛名之累”，在有生之年将这些反思亲自公诸学界，以纠正文史学风（86），以致被晚辈李敖痛批以“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87）。
    唐德刚认为“晚年的胡适之在学术上实在没有享受到他应有的‘自由’，这便是他在盛名之下自我限制的结果”（88）。“盛名之累”极有可能是胡适一度“亲近”“社会经济史”又掉头而去的原因所在。李宗仁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唐德刚认为“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89）。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有“学衡”派“把史学狭窄化”、“往往徇考据而忘通义，易于流入玩物丧志之途”的批评（90）；中有朱希祖、何炳松“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的呼声（91），朱谦之“不谈思想，不顾将来”，“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的指责（92）；后有钱穆“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的不满（93）；更有唯物史观派“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的批评与讥讽（94）。在此势成“敌我”的情况下，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95），以维护“盛名”而咬牙坚挺“门户”。
    门户之见。回观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轨迹，门户之见对于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制约可以说仅次于意识形态。也正因为门户的存在，必要的学术讨论最后往往演变成不必要的意气之争。梁启超之外，门户之见在20世纪中国学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胡适则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虽然对于历史人物要有“不脱离历史背景”之“同情的理解”，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领军人物，作为当时史学界的“第一人”，胡适的这种门户之见不是一己之“私”事，而是影响学术发展的大事，是学术史必须反思的“公”事。
    早在1916年，胡适既有“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的誓诗（96），但到了晚年，不仅对学衡派仍然耿耿于怀，而且因谓“南高征服了北大”，被郭秉文批评“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97）；李敖也批评他“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98）。唐德刚认为胡适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畛域观念”和“门户之见”，仍有较多的保留，对“安徽人”、“哥大”、“北大”“这三重背景都有极深厚的温情主义，而且老而弥笃”（99）。胡适的门户之见在史学领域的表现，就是以所谓“牢固的科学观”和“汉学”情结而“示人以不广”。在他的影响下，以至于作为国立全国最高史学研究机构的史语所，只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学人看作是“同志”，而其他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100）。胡适虽然提倡治学应当“不疑处有疑”，但是自己却“无条件地服膺杜威”（101）；让实验主义“‘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而不能脱缰而驰”（102）。胡适自言“学术的大敌是孤陋寡闻”，但开出的唯一解决办法却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胡适大声疾呼“必须打破孤立的态度”（103），而自己在学术上“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104）；胡适认为“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105），但是晚年仍然不能摆脱“在学术的异同上计锱铢，计恩怨”（106）。譬如对张荫麟的文章只认为《尚书考》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因为“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归崔篆’的方法一样”。而且认为张荫麟如果有好的师友，“造就就当然不同了”（107）。造成这种悖论情况出现的，多应归因于门户之见及在此“见”下的心态。胡适在这种门户之见之下，基本上把新兴的社会经济史学“完全当成玄学来处理”，“一笔勾销”；对唯物史观派完全采取轻视的态度。唐德刚指出“胡适治史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以偏概全”（108），所以认为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蔡元培是“置身于‘兼容’之上”，而胡适“则局处于‘并包’之下”，因此胡适“难免退处于蔡元培先生之下了”（109）。历史不可假设，但是有时候用“假设”来换个视角，可能会发现更多历史的面相。假如胡适当时能克服门户之见，以学术领袖的地位，号召史学界把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新汉学的精华、新史学的长处都予以融合贯通，创造一个集多种史学形态优点于一体的中国现代史学形态，则中国现代史学此后的发展，岂会如此曲折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