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法、史学概论性质的译著或专文，则从历史辅助学科的角度论及考古学。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一文，指出：“历史之材料不必限于典册”，实际地理、古建筑、画像、古董、歌谣、口说、遗谶、逸谚，“凡足以代表古来人间之情状者，无不为史学之证据物。”《史学概论》第5节“关于史学之学科”，将考古学与语言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系谱学、古泉学并论，作为历史的辅助学科，阐述考古学的界说、目的、范围。关于考古学的界说，“一般所谓考古学者常分为书契以前与书契以后之两部。自人类学者言之，则书契以前之一部为最重，而自史家之眼观之，则书契以前尚为无史之时代，以关系较少，无待深求。从而史学上所谓考古学者，其意味必为书契以后之考古学。”而“研究古物由时代而调查其制作意匠式样手法之变迁，即何时之社会先有何物，及其次之时代变为何风，如是网罗证明之，以备史学上之参考。”此乃考古学之目的。至于考古学的范围，文中提出：“自土木工事之类，若建筑、若道路、若桥梁，迄于器用、兵械、装饰品，及仪仗礼式之变迁，皆属考古学之范围。即精密言之，又得分为古土木学、古器学及掌故学。”[17]事实上，这节论述考古学的文字编译自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初版）。1903年，留日学生李浩生翻译出版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第8章“历史研究法”指出：“在就过去事实之痕迹，以发现真理，以说明现在，以预察将来，以知社会之起原、进化之目的也。”此乃历史研究之方法。“藉令为几千万年前之事，但使痕迹不灭，则此事之原动力有可推而知之者。此所以考古学及人类学虽等于地质学，而实较地质学为有兴味也。”考古学的进步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古代历史家，口碑记录之外无资料，每收集之、比较之、改删之，再演说之，以为正确之历史。然至近时，则更以遗物及纪念物为资料，而历史始脚踏实地，骎骎有进步之盛运矣。”在历史研究中，遗物、纪念物和记录，其价值各因研究之目的而不同，三种资料“不得偏重其一”。至于具体的方法，除“搜集”、“引证”、“推度”外，还有下“假定”一法，“例如见古坟之整然，可以见古代社会之秩序焉。夫资料者各别者也，其间有连续者，有不连续者，于是事实与事实之间有旷阙，不补此旷阙，则历史上之事实不全。苟欲全之，莫如假定说。”[18]（P91）
    此外，1902年，日本岸本能武太在《社会学》中也说：“欲研究原人之状态，自区区旧器遗物外，无适当之方法”，[19]（P16）强调旧器遗物在研究上古史中的作用。1903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广学类编》（Handy Cydopedia），列有“史书未载之世事”条目，指出：“上古之世，未有史传可征，考古者分为四世以论之，一曰粗石之世，二曰精石之世，三曰用铜之世，四曰用铁之世。”[20]（P9）20世纪初年，英国巴克尔（H.T.Buckle）的《英国文明史》先后出现4种中译本，④该书开头讲历史研究方法时，提到考古发掘对于认识古史的意义：“欲扩人知古之识，必先读史。吾欧洲之所谓良史，盖无乎不包矣。如发故城之址，而得古钱，则摹其款识之文字，字母之式，象形之篆，斯亦考证之资也。至若久湮之言语，必懂理而详次之，盖人语遁变，本有定例以准之。今人之所研究而得者，已有数端。古昔人民播迁之迹，年代虽极湮远者，言语家亦可藉是例以详考之。”⑤
    三
    西方考古学输入中国后，部分思维敏锐的知识分子立刻意识到此种新知对治史之重要。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21]1902年8月，他在《致吴君遂书》论编修历史问题时提出：“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22]（P172）可见，章太炎较早受到考古学思想的启发，意识到研究历史不能仅据文献资料，地下发现的各种实物史料，均可用之于研究历史，以补旧史的不足。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第七节“史以前之时代”，专门介绍史前“三期论”，认为“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两石刀期，其所经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作耒耜，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时代以前，有断然也。”⑥梁启超用“三期论”解释我国史前历史，对时人有所影响。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进一步肯定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欲求得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若要探寻社会进化的规律，必需通览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加以比较综合考察，包括“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的“穹古之石史”。[23]
    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发表《世界最古之法典》一文，介绍1901年法国“古物探险队”发现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认为这是“世界最古之法律”，“为研究历史之要品”。他以“记者曰”的形式发表的评论，对考古学的认识颇为深刻：首先，近代考古学与我国传统的考古学有本质的区别，“今西洋学者，非独发明新学理也，于古昔之事，被其发明者甚多，然皆从事迹实验得来，与我国学者从纸片上打官司，断断不休，盖有异矣。我国人以考古自尊，容讵知考古之事亦不能不用新法，而后可谓之真考古。若仅抱一部十三经，仰屋钻研，以为古莫古于是矣，则真河伯之见也”。其次，考古学要有社会学的基础，“后世之事，无不从上世孕育而来，自其脱壳而后，若与前事截然为二，然细索其从来之迹，草蛇灰线之中，一一可求，且往往于其中得砉然大解之事。是故考古之学，亦今日饶趣乐而有实益者也。虽然。必先汇通群学，而后于考古之学，眼光乃自不同”。再次，考古学要与历史、现实相联系，“以考古为考古，其学术之范围甚隘，吾见其考古之不足观已。”[24]1905年，黄节的《黄史·总叙》亦认为：“近世西方科学发明，种界实迹，往往发见于洪积石层者，足补旧史所不逮。”[25]1905年，刘师培认识到传统金石学缺乏西方的田野考古，“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26]1907年，刘师培《中国古用石器考》一文又指出：“近世以来，西人言社会学者，考社会进化之次序，分为三级：一曰石器时代，二曰铜器时代，三曰铁器时代。”[27]并且借用“三期论”考察了我国古代石器发展的历史。
    20世纪初年，国人运用近代考古学理论以编纂上古史，最值得注意的是周维翰的《西史纲目》。初函上古史20卷，上海经世文社1901年初版，二函15卷，是一部纲目体世界编年史。作者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国外译著，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全书开始即以地球原始、动植物原始、人类原始、鬼神原始、饮食原始、语言原始、人事原始、种族原始等专题展开论述。《西史纲目》运用近代地质学和考古学知识，认为史前历史按人类使用的器具可分为三级：“铁级”、“铜级”、“石级”而“石级”又分“精石级”和“粗石器”。古代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无衣无食、穴居野处的“初生之世”，渐次发展到“野番之世”、“酋长之世”、“君主之世”。[28]（P10-11）晚清史学界对这部书评价极好，认为《西吏纲目》 “合百余种为一大种”，而且将各种已译未译诸书所载，“无不悉经烹炼，重加组织，蔚然成一家言。知综观参考，其搴采之功勤矣博矣。其《原始》一卷，所辟新理多为前人所未言。”[39]《西书纲目》初函出版之后，成为史学界的一本畅销书，“未及两年，风行十八省，重印第三次亦将售罄”。[30]
    西方考古学“三期论”，在20世纪初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有些历史教科书编写上古史也运用这种新说，1904年《中国白话报》所载《万国通俗史》还将这一新说演述成白话文。[31]考古学性质的科目开始进入大学堂教育，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文科大学堂史学门除主课、补助课之外，3年之中还可以修习随意科目，其中包括金石文字学（日本名古文书学）、古生物学（即考究发掘地中所得之物品，如人骨兽骨刀剑砖瓷以及化石之类，可以为史家考证之资者）。[32]（P51）1907年，黄节、邓实等人拟设“国粹学堂”，开设21门学科中就有“考古学”一科，分钟鼎学、石刻学、金石学史、美术史、研究法等各门课程。[33]当时国内是否有能力开设考古学课程尚不可知，但此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考古学的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虽然更多尚停留于观念层面，并没有出现多少有价值的成果，但却为“五四”以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