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C.J.Thomsen,1788-1865年）从馆藏的史前古物着眼，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认为史前时代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奠定厂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至今仍被学者所采用。俞旦初认为：“在我们中国近代，最先介绍到这个学说，并受其影响的，是在二十世纪初年。”[6]这一论断恐不符合事实，“三期论”在此之前早已传入中国，并对时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期论”最早由寓华传教士输入中国。1873年，美国新教传教士玛高温（D.Macgown,1814-1893年）与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出版），通过地质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较详介绍了生物进化论，说明地球是“屡经变化的舞台”，又据人类先祖所使用的工具，将人类文明发展史分为石刀、铜刀、铁刀三个阶段，“铜刀期后于石刀期，而铁刀期又后于铜刀期。可见人之智慧日开，故能易石刀以铜，易铜刀以铁，然其石刀、铜刀、铁刀非各处同时交易，其间亦有先后焉。”书中还提到拉马克、达尔文等人的学说，传播了生物进化论思想。1891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在《格致汇编》（第6年第4卷）发表《地学稽古论》一文，指出：“按人所用之器物可分人世为三期：一为石期、二为铜期、三为铁期。石期之人皆粗野，铜期之人稍聪明，铁期之人才智大开，今之人正在铁期之内。”[7]传教士的译著对晚清士人影响很大，康有为把《地学浅释》列在《桂学答问》一书“西学”篇卷首，这本书传达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对康有为进化观念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康氏非常重视“三期论”，在万木草堂专门向学生介绍这种新说，现今留存的《万木草堂讲义纲要》有“至先以石作枪，次用铜，次用铁”条目为证。[8]（P135）康门弟子梁启超也研读过《地学浅释》，1895年他在北京“乃得遍购所译西书，以充目力”，[9]而后作《西学书目表》，认为该书“精善完备”。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便指出：“有生以来，万物递嬗，自大草大木大鸟大兽之世界，以变为人类之世界，自石刀铜刀铁刀之世界，而变为今日之世界。”[10]由此可见，康、梁等人从地质学所提供的地球不断演化的事实和理论得到启发，作为他们要求变法的一项重要根据。事实上，《天演论》出版之前，晚清国人通过西人论著尤其“三期论”，已受进化论思想的浸染。
    历史著作中对西方考古学介绍较早且较详者是李思伦白（John Lamben Rees）辑译的《万国通史》（History of Ancicnt and Modern Nations），前编卷1《太古志》，运用近代考古学理论以撰写上古史方面，特点突出。前编10卷，叙述太古至古埃及、迦勒邸、亚述、米塔波斯、希伯来、奜泥基、赫涕、阿喇伯、希腊、罗马各国的历史，由蔡尔康笔述，上海广学会1900年出版。李思伦白在“自序”中提出西人以“考古之学合诸古史，比类而观”的治史方法，即将实物资料与文字资料相结合。他指出，上古社会“传世历数千年之久，迄无文字以纪事实，书策之流传绝少，即考据与征引俱穷”，只能根据考古学家“蒐罗故迹与其日用行习之物，遂可上溯太古之崖略，而稍知其人之情状”。[11]（自序）《太古志》卷引用不少考古资料印证各国古史，如引征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古城资料，从人类学、语言学等角度说明人类起源问题，吸取古地理学、古生物学、天体物理学的某些研究成果以叙述远古地球。书中还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皆经历古石、新石、铜、铁四代，然后渐而成今日之盛”。[11]（太古志）这部书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以编写上古社会的历史，展示了一副全新的远古图景，“皆华人从未道及”，[12]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在晚清史学界流传颇广的坪内雄藏《世界上古史》（作社新1903年版）和浮田和民《西史通释》（文明书局1903年版）详述史前“三期论”，且常为时人所引征。《世界上古史》原名《西洋上古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89年出版，上海作新社1903年译成中文出版。《世界上古史·绪论》“历史以前之时代”一节指出，“今以历史以前之时代，因于其人种所使用之器具之性质，而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之三期。”石器时代之中，又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其武器及用具多以燧石为之，而其制造为最粗。盖在太古时既无人造成之上栋下宇，即家畜及农作物亦无之。”在后期，“器具制作亦稍有进步，有家畜及农作物”。至于青铜时代，则以铜或铜与锡之混合物作为器具，“以此时代比于以前之时代，于种种方向有改良之征证著者。考铁器时代，更其征证进步，骎骎乎日向开明矣。”三个时期的演进并不是泾渭分明，“至于青铜时代，尚有用石器者。自此时达于铁器时代，其后尚有不废其石器之例。且一地方之各时期，与他地方之各时期，必不同其时。犹之欧美，今日进于文明之极点，而亚细亚尚为半开化，阿非利加尚为野蛮，其程度之不相同如此也。加之通于此等各时期之轨道，并非各国皆同一辙”。[13]《西史通释》原名《西洋上古史》，浮田和民著，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89年出版。中译本系吴启孙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西史通释·综论》介绍了1847年丹麦考古学家应北方考古学会之招，发掘遗迹，研究有史以前的古物。“考古学者以人类所用器及其性质，察开化智识之程度，别有史以前为三期。第一期石器时代The Stone Age，第二期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第三期铁器时代TheIron Age。石器时代又分为二期，曰旧石器时代The Paleolithic Age，曰新石器时代The Neo Tclithic Age。新、旧石器时代之名，今英国人类学者兰薄克之所创，而学士咸从之。新、旧石器之区别，惟石器练磨与不练磨之异，然此际地球经大迁变，其日月相距颇长，足知人类最初进化之迟也。……凡由石器时代至青铜、铁器时代，其变迁由内部渐起，循序不紊。若他开化种侵入，则不复循序，急切变迁。又有至青铜时代，而石器之用尚不废，以达铁器时代者。要之，三期先后则古今一揆，无所异也。”②1903年刘成禺在《湖北学生界》发表的《历史广义内篇》、[14]1907年吴渊民在《学报》发表的《史学通义》，[15]以及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论及史前时代时，都有不少文字取自《世界上古史·绪论》或《西史通释·综论》，读者可自行比对。
    《泰西民族文明史》（1903年）对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亦有所涉及。③英、法、瑞士及欧洲诸邦，常于亚细亚发现太古器皿、枯骨，“详究其物遗于何种人，因人骨之形格以究当时人体之组织，因其器物以究其生活之状态，于是而知今日野蛮民族之物，非无与之相似者，而研究古物亦自成一学术矣。”此种学术即指考古学。史前历史可分为四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凡兹四期，“人类必以次经历不能躐越，然谓各民族同时必在一期，则亦断无是理。盖此民族在石器时代，不能保他民族之不达青铜时代，此民族达于铁器时代，不能保他民族之不留滞于青铜时代也。”这本书还论及有史之后的考古学，“今人考究古代文明，讨论其宗教、风俗、技术，欲舍书简、碑铭、竹木、金石，而别求确据其可得耶。”特别强调“纪念物”，如社寺、宫殿、墓标、城塞、桥梁等，考古者“循物反本，略识旧时状态”。[16]（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