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尽力以伦理道德为准则评判历史是非
    北宋前期，在对历史的评判方面多有以成败论是非者。如霍彦威等历仕后梁、后唐，薛居正等称：“夫才之良者，在秦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彦威而下，昔为梁臣，不亏亮节，洎归唐祚，亦无丑声，盖松贞不变于四时，玉粹宁虞其烈焰故也。”（25）后汉张鹏因论国事被诛杀，薛居正等称“张鹏以一言之失，遽灭其身，亦足以诫后世多言横议之徒欤！”（26）冯道历官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中间还曾仕于辽。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惟以圆滑应付为能事，然时人多称其贤，至谓与孔子同寿。所谓：“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27）入宋后虽有褒贬，但更多的是推崇与惋惜之意，如薛居正等所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28）
    然自庆历之际起，学者们在判定历史之是非时，受新儒学思想的影响，大多能够做到在看成败得失之时重视伦理道德，或者说是义理为准则来评判史事的得失。程颐所谓：“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29）
    当时对唐代玄武门之变的评判，就生动地体现了学者们以伦理道德定是非的观念。如程颐秉持君臣名分，对李世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所谓：“太宗佐父平天下，论其功不过做得一功臣，岂司夺元良之位？太子之与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30）与程颐一样，司马光也认为李世民是篡位，所谓：“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31）但他又从礼的角度出发，对玄武门之变有关各方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试图作持平之论，所谓：“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32）而范祖禹则对程颐之论予以深入阐发，评论也更加严厉，所谓：“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33）
    对魏征的事迹的评价也是时人关注的一个焦点。如孙甫从魏征忠于太宗立论，对魏征评价甚高，所谓：“魏公以忠直称，历数百年而名愈高。”（34）司马光基本上赞同孙甫的观点，所谓：“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35）程颐则从魏征与太子李建成有君臣之义的角度立论，对魏征背故主改事太宗持批评态度，所谓：“天下宁无魏公之忠亮，而不可无君臣之义。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36）范祖禹对魏征等建成故臣的评价与程颐基本相同，所谓：“今建成为太子，且兄也；秦王为藩王，又弟也。王（珪）魏（征）受命为东宫之臣，则建成其君也。岂有人杀其君而可北面为之臣乎？且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仇，暮以为君，于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也，其义不可以不明。苟不明于君臣之义而委质于人，虽曰不利，臣不信也。”（37）
    对于冯道，学者们根据自己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纷纷发表新的看法。其中尤以欧阳修为代表，所谓：“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38）欧阳修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强烈共鸣，所谓：“自为欧阳公所诋，故学者一律不复分别”。（39）如唐介认为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40）司马光认为冯道虽有小善，但因大节已亏，因此不足称许，所谓：“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41）二程认为冯道“更相数主，皆其仇也”，因此这是“不忠”，尽管冯道会辩解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天下，不得已而为之，同样是不能原谅，所谓：“如以为事固有轻重之权，吾方以天下为心，未暇恤人议己也，则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42）
    三、尝试以经学为指导来编纂历史
    北宋中期，由于学者们普遍认同道德至上观，而这种观念的重要载体就是先秦经学著作，因此学者们对先秦经学非常推崇，故而在从事历史编纂的过程中，学者们往往以经学为指导或在经学的影响下撰写史著，从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
    首先，提倡《春秋》“笔法”。当时史书编纂方面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学者们纷纷仿效孔子以《春秋》笔法来著史。对于《春秋》笔法的看法，欧阳修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如他称：“夫据天道，仍人事，笔则笔而削则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说，攻异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传》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43）又称：“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44）由于非常推崇《春秋》笔法，因而学者们在史学研究中大都有意识地加以借鉴。如尹洙曾仿《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之法撰《五代春秋》，其内容“全仿春秋”，（45）欧阳修亦以《春秋》笔法著《新五代史》，被章学诚认为“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46）范祖禹著《唐鉴》在叙述武周历史时，“窃取春秋之义”自嗣圣元年以至于中宗再次复位一二十年间不书武周年号，仍用中宗纪年。（47）同时由于重视“不没其实”与“书法不隐”，因此学者在著述过程中，往往遍考群书，采征宏富。如欧阳修修纂的《新五代史》，虽多据《旧五代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亦是如此，为了把书编好，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并著《通鉴考异》。吴缜则著专书，以考订《新唐书》及《新五代史》之讹误。当时，在“不没其实”原则指导下，有益于褒贬劝戒的善恶之事都得到了充分记述。如武则天因以女主称帝，欧阳修在撰《新唐书》时，为其列本纪，目的是通过尊从《春秋》“不没其实”的手法“著其大恶。”（48）宋祁更是在列传的类传中对善恶之事大书特书。在列传中，宋祁把《忠义》、《卓行》、《孝友》三个类传依次排在类传之首。这三种类传虽然内容不同，但是突出的都是忠义思想。在强调忠君思想的同时，《新唐书》还对所谓乱臣贼子的恶予以揭露，以起到警醒统治者的作用。为此《新唐书》的类传新增了藩镇、奸臣、叛臣、逆臣四个类传。
    其次，促进古史研究的繁荣。兴起于庆历之际的学术变革运动，使对经书的研究成为时代的潮流，由于经书所讲多为三代及上古之史事，故而对经书的研究也带动了学者们对古史的兴趣。刘敞开创的金石学研究，就与研经关系甚大。所谓：“嗟乎，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兑之戈、和之弓、离磬崇鼎，三代传以为宝，非赖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众不可概，安知天下无能尽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终此意者，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49）论及三代，刘恕认为：“太史公云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咸不同乖异。历汉魏晋，去古益远。众言不本于经，夸者务为诡诞。”（50）因此刘恕对古史研究颇为用心。苏辙认为“古之帝王皆圣人也”，其道至善，然而春秋以下世道衰落，圣人之道无由而得，故司马迁虽著《史记》以记之，但是却不得要领。为了阐述圣人之道，苏辙遂“因迁之旧，上观《诗》、《书》，下考《春秋》，及秦汉杂录，记伏羲、神农，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