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外在”与“内在”存在的两面：“肉身”是人的外在存在形式；“心灵”虽亦肉质，却赋予人“思”的本能，“思”就能够且需要将肉身及其自身--“思”--作为对象“思”而“内视”之，此是谓人“内在存在”的表征。“人？”--“生？”这一连带性诘问差不多成了萦绕人“外在存在”与“内在存在”最艰难亦最有兴味之人间“第一问”，迄今为止的一切人文学科，无不因回应此一诘问之需而产生并发展。也正因此，“人”与“人生”原应成为一切人文学科的出发点与归宿。人谓“文学是人学”[1]（P3），历史学归根到底也是“人学”。故代表着“人”根本属性之“人性”原本应为历史学的首要命题之一。
    钱钟书并非专门史家，却有其独到而丰富的史论。秉持“六经皆史”之道，尽去“文”、“史”壁垒，钱钟书遂集文论、史论家于一身。其论史，上下通贯，理路明晰，史料熟稔腹笥渊然若韩信将兵；其运笔，衷情恣肆，诙谐成趣，拔出流俗而成竹在胸，此乃钱氏史论之所长。读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每可悟出其对史中“人”--“生”之深切感念。凡遇“人性”之域，钱钟书总是不惜笔墨穿穴典故书之又书，复借美学慧眼细加厘析，遂使其重拾传统史学之长，且其所论又每具“历史美学”意味。钱钟书所涉多为当今史学界皆暌违已久之命题。反本溯源，若以美学视角对钱论重加剖析，实可收山石攻玉之效而纠当今史学之偏。
    一、“善”、“恶”集于一身：钱钟书论项羽
    司马迁的历史人物写真千古传诵，盖缘于太史公敢于直面人性之大要，笔触所及，善恶分明：或仁慈，或残暴，或贪好，或侮慢，直探人之本性，遂使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人物栩栩跃动于眼前，可亲可近若“活人”复现然。观《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尤以描写项羽最为生动。太史公分别于《项羽本纪》、《汉高祖本纪》、《陈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有记叙。
    《项羽本纪》范增尝于鸿门宴“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钱钟书先引之以观项羽“不忍”、“恭敬爱人”之秉性。复探赜索隐，分别引《汉高祖本纪》、《陈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再见与“不忍”似相反而适相成之项羽性格的另一面。
    《汉高祖本纪》载，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
    《淮阴侯列传》载，韩信曰：“请言项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项羽本纪》载，项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西屠咸阳”。
    上述史料，钱钟书一一引后论谓：
    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又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2]（P275）。
    项羽抗暴秦，在秦汉易代“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趋势下成为重要历史人物，此为现今一般史著之关切点。如范文澜《中国通史》即言：“项籍引兵攻秦，怕降兵入关叛变，在新安坑杀秦兵二十余万。秦主力军完全消灭。巨鹿大战是决定秦亡汉兴的关键，没有这一次大胜，农民起义要受大挫折。”[3]（P31）范文澜着眼于巨鹿大战之“历史进步意义”而非项羽之残暴。但钱钟书聚焦点则与一般史家不同，并不在意项羽抗秦“进步”与否，却将视角对准项羽之善恶，对项羽之人性诸相不厌其烦、不吝笔墨深加厘析。其评价的提示性意义在于：历史的大回旋与人性的善恶是两码事，历史的“进步”或“倒退”与之并不一定成正比，有时适或成背反；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也未必是一回事。细加思量，坑杀秦降卒，二十万鲜活的生命顷刻间化为冤魂，却换来一个冷冰冰的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空洞僵硬的教条，此种评价视生命如草芥，毫无人性“尊严”可言。如果说引人趋善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那么，冤坑降卒而又以“进步”且“必然”评价之，则当诘问：为了“历史的进步”，秦之降卒就当该死吗？这样的史观，是否带有“诲杀诲戮”之嫌疑？这一点可暂且勿论，但它至少与康德提倡并完全正确的任何作品均应“指向高贵的意向”，终之于引向“对我们人格中的人类尊严的敬重”[4]（P113）之旨趣南辕北辙。
    毫无疑问，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生百态”，故“人生百味”，也因此历史有百态百味。历史的“百态”需借史家体会为历史的百味，只有百味的历史才是“原生态”的“活”历史。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盖根源于此。强行将历史框进一个“原理”中，并认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千篇一律，万人一面，其间再也不见鲜灵活泼千姿百态的“活人”，一如围棋活命的“气眼”被堵死，历史学因此而“病”而枯萎。《庄子·应帝王》篇曰：“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言，浑沌死于凿窍，窍凿似明而实暗。
    伯克（Peter Buzke）认为，西方史学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强调发展或进步，这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命运或天意概念。“受到现代科学的激发，人们自18世纪以来即广为追寻主宰历史发展或进步的普遍规律。”[6]（P394-395）按照余英时的看法，“‘五四’之后中国史学思想日益疏远本身的传统，转而越来越崇尚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此时，中国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素质开始显著滑落”；“20世纪的中国史家”成了“西方宏大理论的俘虏”[5]（P396、416）。看此种对历史的理解是为一种“过度诠释”，一如过度修葺的“病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为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天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6]（P186）。其结果是“强制”的“技巧”“窒息（或僵化）了精神”[7]（P308）。比较起修葺一整的树丛精雕细琢的人工花圃假山造石，粗糙粗犷的大自然要美得多。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一自由，一不自由。上述范文澜的观点正是“疏远本身的传统”并受到“西方宏大理论”影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