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是20世纪初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他尝试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解决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对日本乃至西方的中国学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和文化中心移动说，在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完整体系，创立了风格独特的“内藤史学”。尤其是他的“宋代近世说”，即现在所谓的“唐宋变革论”，成为近百年来日本中国学界一面难以撼动的旗帜。
    对于内藤湖南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分析中国现在与未来的内在发展趋势的角度应该给予积极评价，但是内藤的文化主义立场，却使他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体力量，起到了美化日本经济侵略的作用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被当作美化军国主义、为日本侵华行径寻找合理借口的言论受到过深入的批判。
    然而，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剧变，特别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之后，学术界内也出现了重新审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思想的潮流。而曾经成为批判对象的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观再一次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线，成为争议的焦点。近年来，尤其是在日本学术界，对内藤湖南的评价和赞美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王向远教授在《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②一文中指出，“内藤史学”是典型的侵华史学，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不过是在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另外，徐习文与谢建明两位先生的题为《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③的论文也认为，“内藤史学”客观上为日本侵华起着献计献策的作用，乃至于在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殖民色彩。因此，对于我国的新一代历史学者来说，不能盲目地崇拜内藤湖南的理论贡献，在借鉴和利用内藤湖南学术成果之时一定要把握住某些原则。
    从事内藤学术思想研究的学者往往习惯按照先“宋代近世说”、后“文化中心移动说”的顺序对内藤湖南的历史理论进行阐述。例如，钱婉约博士在《内藤湖南研究》一书中把“宋代近世说”列为第四章，把“文化中心移动说”列为第五章；夏应元先生的文章《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也是先介绍其“中国历史分期法”，而后介绍“文化中心移动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先因而后果，即由“宋代近世说”推演出“文化中心移动说”，但是从两个理论形成的时间来看，却是先果而后因。实际上，从内藤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也是先有“文化中心移动说”，后有“宋代近世说”。把握住这个顺序，才能准确地捕捉到内藤历史理论的思想和学术的根源。因为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了寻找其“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历史证据，内藤才把眼光投向上至殷商时期下至清末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对中国的各个朝代的特质进行了一番仔细的对比分析之后，他发现，唐宋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从而得出了“宋代近世说”这样一个结论，或者说，是在历史中为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找到了理论“根据”。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阐述历史与政治之关系，仅欲从学术角度，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内藤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脉络，以求把握内藤湖南历史理论之全貌，同时揭示出其内在的本质与联系。
    1.日本的天职说与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提出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之后实行的一系列富国强兵政策，国力得以日渐增强。尽管如此，与中国一样，日本依然面临着列强的虎视眈眈，同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在中国尚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日本渐渐失去了联合中国对抗西欧列强侵略的希望，转而专注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然而，在主张“脱亚入欧”，实行全盘西化的大背景之下，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为首的政教社开始倡导“国粹主义”的运动，他们对浅薄但却占据主流地位的全面欧化主义提出异议，担心在推行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有失去自我的危险，提出“日本应成为日本人的日本，而非西洋人的日本”的主张④。就是说，日本应该实行近代化，但是不能因此牺牲日本固有的文化。正是国粹主义者的出现，才使得日本在明治、大正时期能够保持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平衡，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国粹主义者在保存日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国粹主义者在忧心于日本未来的同时，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动向。正如对中日文化同种的认同一样，他们认为中日两国的未来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日两国目前都是内外交困，同样面临崩溃的危机，但是“日本无论在文化传统还是天然资源方面都很匮乏，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很富有。如果日本能够给中国一定的刺激，并从中国获得精神与物质上的资源，那么黄种人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⑤。
    内藤湖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的。他在政教社机关报任职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些并未收入《内藤湖南全集》），对中国走向改革和近代化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改革有四种可能的模式，一是通过战争进行改革；二是通过殖民地化进行改革；三是通过中国人自己进行的改革；四是通过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合作进行的改革⑥。然而，无论哪一种模式，日本都应该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被内藤表述为日本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