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民地位的变化。
    六朝时代，人民不过是贵族阶级的奴隶；隋唐时期，人民是国家的佃农。而与此相比，在宋代之后，人民拥有了财产的私有权，并且开始有了人身上的自由，而人民地位的变化和贵族阶级的消亡对地方政治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掌握某一地方的官职不再像以前那样实行世袭制，辗转迁徙任职于各个地方的地方官员对地方的管理，便不得不依赖于出身于地方乡绅的“吏胥”阶层，由此产生了君主与人民的直接对立，这便是近世政治的形态。平民主义的抬头和地方政治的形态，成为内藤日后提出中国适合于共和制而非君主独裁的理论根据。
    （3）选举制度的变化。
    贵族政治时期，实行荐举制，即九品中正的门阀主义。隋唐时期尽管实行了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但是大多数仍然出身于门阀，没有完全摆脱贵族意识的束缚。而在宋代，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之后，开始为庶民阶层走入政坛打开方便之门。到了明代之后，出身于庶民的官员更是大量增加，庶民于君主独裁的时代有了获得官职的均等机会。
    （4）朋党的性质。
    尽管唐宋两代均有朋党之争，但是截止到唐代的朋党，多由姻亲关系结成，属于贵族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宋代以后的朋党则是围绕不同的政治经济立场而产生的。
    （5）经济上的变化。
    唐代以前用实物纳租，主要实行实物交换。而到了宋代，货币经济十分发达。唐宋之交，亦是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的时期。
    （6）文化性质的变化。
    经学上，从唐中期开始对传统的注疏产生怀疑，出现了新的解释。宋代以后，这种倾向发展到了顶峰，阐发经书中的新义成为普遍的潮流。
    文学方面，出现了古文运动，一改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形式，提倡自由的表现手法。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促进了唐宋文学的繁荣。宋元时代，白话小说以及元曲的出现，使得文学不再是专属于贵族阶级的精神财富，开始走向平民化。
    艺术方面，唐代以前盛行浓重色彩的壁画，后逐渐转变为色彩淡雅的水墨画卷轴，从而也使得艺术从高堂庙宇走入平民出身的官吏之家。
    音乐方面，唐代及以前的舞乐以音乐为主，舞蹈为辅，并且所需人数众多，极尽繁复，主要用于贵族的仪式。而唐代以后开始吸收外国的简单而多样的音乐形式，舞蹈也出现写实的风格。而宋代出现的杂剧，则越发的适合平民口味。（17）
    至此，内藤湖南的有关中国历史的理论框架已经清晰起来。他首先提出了日本的天职说；随后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经步入老年时期，文化中心将由中国转移到文化上尚处于未成熟阶段的、富有朝气的日本；继而他又向历史中去寻找理论根据，创造出宋代近世说，以证明这种文化中心的移动是历史文化的大势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在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内藤又把这一顺序反过来论述，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的上古、中世及近世的时代变化中逐渐由北方迁移至南方，最终由中国转移到日本，这是上天赋予日本的历史使命，因此日本必须承担起“拯救”中国命运的大任。
    但是，我们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内藤的理论构建过程是结论先行，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另外，从内藤的著作中可多处见到“自然地”一词，而并未对某一社会现象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加以阐述。例如，“其时，中国的贵族并非因制度而从天子那里获得土地与人民，其家世自然地作为地方的名族，产生自永远存续的关系之中。当然，这缘于其家数代之前都出官吏之故”（18）。谈及王安石变法时又说，“唐中期，这一制度（指租庸调制）自然崩坏而变成两税法”，“因为对政府和人民均有利，自然地得以施行”（19）。内藤视这些历史现象为自然而然的变化结果，忽略了宋代君权的扩大是由于“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手腕以及各种“祖宗之法”的持续执行，更没有从经济或其他角度去深入地分析论证产生这些现象的内在要求与动力。或许是由于内藤要从一个更为高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的缘故，他在构建自己的历史理论时使某些细节部分变得相对模糊，但终究难以拂去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
    4.内藤湖南历史理论的现实意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内藤湖南的上述理论呢？内藤湖南的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当代的历史动向，这也是内藤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他在构筑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也不断地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预测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其主要著作，如1912年出版的《清朝的过去和现在》（《清朝衰亡论》）、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4年出版的《新支那论》以及一系列有关时事的评论文章，都是他的中国史观在时局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在初期，内藤对中国的关注是以关心中国的时局与命运的温和面貌出现的。1899年内藤湖南首次到中国，其间会见了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等名士。他在与文廷式的对谈时说：
    借重兵力，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贵国革弊之事，固非一时权益所能济。所以先生认为借用日人，以一定成立办理各事，所言甚是。但是日人了解贵国情弊者毕竟不多，而且如果一概依敝邦成例行之贵国，不免枘凿不容。台湾之事，殷鉴不远（20）。
    钱婉约博士在引用了内藤的上述发言后说：“这里可以看到，内藤对于中国的改革，是持友好和平等支持的态度的，并无武力干涉之侵略野心。”但是这种结论似乎言之过早。
    早在1896年2～3月间，内藤就发表了《读宋史》一文，文中以北宋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时关于领土问题的交涉，来比喻日本与俄国对辽东半岛的争夺。众所周知，澶渊之盟是宋朝廷委曲求全以自保疆土，而日俄之间的争吵却是源自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需要注意的是，内藤还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有关宋代近世说的任何观点。（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