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在1921年12月的《支那的国际管理论》（32）中更加露骨地说，“今日世界之重大问题乃是支那问题”，“列国与支那之关系，或如日本，欲以之为过剩人口移住地和原料供给地；或如美国，欲以之为资本投入地；或如英国，欲以之为产品倾销地”。（33）完全暴露了他所谓日本对中国提供帮助的本质，其实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1922年1月，他在《所谓支那者为何物耶》一文中绝口不提当年日本在三国干涉之下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之事，反说中国在沙俄的侵略之下，几乎失去了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幸亏依靠日本的力量稍微得以恢复”，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不久之后，政治上，中国不但会失去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权，还将失去对国内的统治权。经济上，中国占有宝贵的天然资源，妨碍对资源的开发，是有损于世界人民之共同利益的（34）。为此，不管中国人愿意不愿意，哪怕是用武力也是必要的。他说：
    为了开垦大块田地，就要开凿灌溉用的沟渠，而疏通沟渠的中途，时而会遇到地下的大岩石，这就需加之以大型斧头或炸药。但是不能把爆破和破坏土地当成目的，而忘了真正的目的在于田地的开拓。当今日本的国论就忘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将来应走的道路，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而采用的武力说成是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这是在自我贬低。（35）
    不但堂而皇之地主张在别人的家园里使用武力，而且批评日本国内的反战言论是自我贬低，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狡辩。
    在《新支那论》中，他再次运用其在中国历史分期法中使用的论点，认为历史上周边民族对中国的统治，非但没有导致中国的灭亡，反而刺激了中国文化的新觉醒，屡屡使中国文化衰老下去的生命返老还童。因此，“应该看到”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具有使濒死的“支那民族之未来生命得以延长的莫大效果”（36）。既使中国觉醒起来，也只需在文化方面的觉醒，而这种觉醒还不能有富国强兵的要求，只需保持原有的文化即可，把政治交由日本管理，成为日本的傀儡，经济上成为日本的工业原料供给地。“支那如若渐渐觉醒起来，回归到本来的支那，就需要丢开几十年来执著追求的富强之梦，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并思考如何增强其对于文化弊害的免疫性”（37）（《回归支那》）。
    纵观内藤湖南整个学术生涯中的著述和言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内藤湖南苦心构建的历史理论明显是为其政治观点服务的，并且对当时的日本对华政策乃至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史的理论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前提条件。
    注释：
    ①增渊龙夫：《日本近代史学史中的中国和日本2》，1963。
    ②《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④《新杂志与新闻》，《万报一览》173号，1888年4月15日，《内藤湖南全集》1，筑摩书房，1979，第440～441页。
    ⑤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平凡社，1989，第64页。
    ⑥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⑦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⑧《内藤湖南全集》2，筑摩书房，1979，第135页。
    ⑨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⑩《内藤湖南全集》1，第119～120页。
    （11）《内藤湖南全集》1，第120页。
    （12）《内藤湖南全集》1，第126～133页。
    （13）《内藤湖南全集》5，第307页。
    （14）《内藤湖南全集》10，第9页。
    （15）《内藤湖南全集》10，第9～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