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佛格尔在分析了这些文章之后指出：“1888年2月25日发表于《万报一览》上的社论《小世界》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第一，内藤在这篇社论中首次提及中国历史。第二，首次在出版物中利用历史来分析同时代的事件。第三，对日本政府、西欧列强和中国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第四，把日本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尽管社论的大半部分都是在讲中国的问题，但是议论的核心依然着眼于日本的未来。具有如上特征的《小世界》是之后四五十年内藤湖南为报社撰写的众多社论的原型。”⑦
    其实，这不仅仅是内藤湖南日后时事评论性文章的原型，也是他的独特的历史理论开始萌芽的阶段。而“着眼于日本的未来”，正是我们在研究内藤中国史观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着眼点。
    1894年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内，内藤湖南发表了《所谓日本的天职》、《朝鲜的经营》、《地势臆说》、《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等四篇社论。在《所谓日本的天职》中，他热情地赞扬了日本军队的胜利，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军事手段，同时明确地阐述了所谓“天职”的含义，他说：
    日本之天职乃日本之天职也，不在介西洋文明传之支那，弘之于东洋，亦不在保存支那旧物而售之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之文明、日本之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以我立国于东洋，又以东洋诸国支那为最大，为之则必以支那为主也。⑧
    钱婉约博士在《内藤湖南研究》中认为，内藤的天职说与盲目的对外强硬主义的“武力占领说”有本质的不同。然而，这篇社论却不能让我们看出内藤湖南对战争的看法与“武力占领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尽管内藤在《朝鲜的经营》（有热情歌颂战争的词语，未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说，“留一军警卫义州，则鸭绿江以南，民皆得安堵，而扶植邻邦之目的已成大半，经纶东洋之事业，亦就其绪”⑨。但是准确地说，主张把武力的行使限制在朝鲜半岛的提议，并不是因为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醒日本政府与军方不要因为头脑过热而失之方略，从而保住其已经取得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在战后发表的一系列指责日本政府在三国干涉下放弃辽东半岛，没能在外交上保住战争胜利果实的社论（未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也能看出他并不反对日本政府通过战争手段攫取海外殖民地。
    2.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形成与运用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内藤更加确信拯救东方是日本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并且力图从理论上证明这种使命的天赋性。这反映在1894年11月发表的《地势臆说》之中。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说，又在数日后发表的社论《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一文中对这一观点的内容和时代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发表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社论《地势臆说》一文中，内藤湖南先以日本历史中上自神武天皇下至明治维新时期，政权依次由九州向近畿、大阪和关东迁移为例，说明地势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他在引用清人赵翼的“长安地气说”之后分析道：
    赵氏独论长安，而未说长安之前又有洛，言禹贡九州，其开化之源泉，发自冀豫两州之间，盖资于黄河之利。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冀州之地，殷都亳，豫州地也。避水患迁相迁耿，复归于亳，均未出二州。周虽兴于西酆镐，仍以其为天下之中而营于洛，朝会诸侯，二州所生文物，郁郁乎告大成。⑩
    接下来，又借鉴明人顾祖禹的“燕京论”论述说：
    长安之地气，则代洛阳而兴雍州之人力者也。其西周以来，以及于唐，达极盛之运，如赵氏所言，李世民实起于陇西，乃土著之族，与初之姬氏同也。赵氏以为，唐末衰微，以其王气歇于此。然赵宋继起，艺祖实有都于长安据形胜之志也。因太宗之谏，明知后患而都于汴，故此时长安之地气，不可谓全尽。若其燕京，赵氏以为东北之气积所生，虽地势有然者，至于其人文，则未能然也。夫燕京之建始于辽，而金、元、明、清皆都于此，然明顾祖禹则有言曰……朱明之居于此，乃于燕棣篡位之后，非太祖之旧。顾氏论其失计曰……故所谓东北之气积云者，若论托其权力之所，言其形胜则可，若以其人文，则向往集中之所，别有所在也。（11）
    就是说，与赵翼的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自西周至唐末，中国的重心在长安，但是宋代之后，虽然政治中心北迁燕京，但是文化中心却分离了出来。接下来他又受到计东的《筹南论》和章潢的《南北强弱论》的启发，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后逐渐南移至江南，政权在北方不断更替交叠之时，文化中心却一直在江南地区，广东地区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包纳进中国文化圈之中，进而成为文化中心所在地。而论述的最后，内藤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文化中心今后将移向何方？
    仅仅一周之后，同样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内藤又发表了题为《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的社论，暗示文明的中心最终将由中国转移到日本。文章的一开始便说：“日本将大有受命之所，识者审之久矣”，并对日本历史上的文治武功进行了一番赞美。之后，继前述的“地气”说和江南“中心”说，接着说，“文明中心移动之际，后之中心必于前之中心有所因承，有所损益，前者之特色或失，故代之以后者之新特色”。他又以人的幼年、壮年、老年来分别比喻不同民族之强弱，暗示日本是强壮之民族，而中国则日臻老境。值此之际，“而连接前后两个文明之中心之人，即学术之士，更须稽古揆今，以创造新思想”；提倡“其在野学者，早赴亚细亚大陆探险，收集学术新资料，于学理之上，亦有尝试发奋创立新说者”，如此，以武力难得之于西欧者得之于学术，日本将“成就东方之新极致，以代欧洲而兴，成为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12）
    1897年内藤的首部著作《近世文学史论》付梓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论中，他进一步分析了文化与风土和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化中心的形成与移动。这是他利用“文化中心移动说”对日本近世文学的变化所作的一次尝试性的分析，或者说，是用日本近世文化的发展史来印证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
    尽管内藤湖南借用赵翼等人的学说，得出了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却还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证明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内藤湖南首先试图从中国内部寻找原因。他首先把目光投向清朝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继而又把眼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年代。这便是产生宋代近世说的根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