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宋代近世说的提出及其意义
    宋代近世说，也就是具有内藤湖南特色的中国历史分期法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一书当中，之后又通过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和论文致力于这一理论的完善，而成熟的标志则是发表于1922年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但是，这一学说的源头却要追溯到1907年或更早的一段时期。1907年内藤湖南进入京都大学任教，开设史学科，讲授清史、东洋史和中国上古和“近世”史等课程。这也是他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尝试构建其历史理论框架的开端。从1907年到1915年的九年时间里，他连续在京都大学讲授清朝历史的课程。他在仔细地分析了清朝的兵制、财政、思想的历史变迁之后发现，造成清朝衰落的诸多社会弊病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便已埋下祸根，于是他又把搜索的目光投向清朝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以求找到中国未来之发展方向的线索。他在《支那论》绪言中说：
    支那发生革命骚乱之际，我在京都大学的特别演讲中，论证了清朝衰亡的原因。……由于是对衰亡的预先判断，故求其原因于清朝一代……此番立论乃是循清朝之旧迹，展望新时代之建设方向，故此必须通论支那自古以来、尤其近世之大势……（13）
    正如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说的那样，“余所谓东洋史乃是支那文化发展之历史”（14），他认为应该按照文化发展的大势来划分和分析中国历史。他说：
    欲为真正有意义的时代划分，则须根据支那文化发展的波动来观察大势，从内外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是由内部向外部发展的途径，即上古的某个时代发生于支那某个地方的文化，逐渐发展并向四周扩张的途径。宛如投石池中，水波向四周扩散的形状。第二，再反过来看，支那文化向四周扩散，由近及远，促进其周边野蛮种族的新觉醒，而彼等种族之觉醒的结果，时而出现强有力者，其势力反过来向内部施加影响。这又如水波碰到池塘四壁后反动回来的形状。而这种反动不是经常以相同的年数持续出现，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间歇而来，不断地给支那的政治以及其他的内部状态带来显著变化。第三，是第一和第二的副作用，水波时而越过堤岸流向附近区域。陆地方面穿越中亚，开辟了连接印度与西域的交通，将印度及西域文化带到中国；后来又自海上经印度洋联系西方诸国，此即所谓历史上产生世界性波动的重大交流的开始。但是，总体而言，乃是第一和第二两种作用周而复始，其间产生了文化上的时代特色。按照这种特色进行时代之划分，是最为自然合理的方法。
    基于上述理由，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期 上古--从开天辟地到东汉中期
    第一过渡期 从东汉后期到西晋
    第二期 中世--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代到唐中期
    第二过渡期 从唐末到五代
    第三期 近世前期--宋元时代、近世后期--明清时代
    其中上古时期是中国文化产生和形成，并从一个地方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的时代。在第一过渡期，这种中国文化向外部的发展逐渐停止下来。所谓中世，是指周边民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觉醒后，其势力开始向中国内部产生反动性影响的时代。第二过渡期是前述外来势力在中国的鼎盛时期。（15）
    通过上述对中国历史进行的一番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研究和考察，他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故此中国的近世并非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开始于宋代。
    内藤在1909年的《支那近世史》讲义的开篇中，对此前按照时代来划分中国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意见，他说，“支那的近世应始于何时？一般的方法是按照时代来划分。这虽然便利，但从史学角度而言却未必正确。从史学上来说，近世不仅是指年代上距离现在较近，而是必须要有形成近世的内容”（16）。而所谓“近世的内容”，内藤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贵族政治渐趋衰落，君主独裁政治代之兴起。
    内藤认为，在宋代之前的贵族政治时期，君主与人民之间有贵族阶级存在。政治由贵族全体所拥有，而君主不过是比公侯等官爵高一级的存在而已。从大的方面说，君主是贵族阶级的私有物，从小的方面而言，它只处于其家族的私有物的地位。故此，宋代以前的历史中多有废立天子和弑逆事件的发生。直至唐代，宰相仍拥有牵制君权的巨大权力。五代时期，贵族阶级的势力受到极大打击，日趋消亡，使得宋代之后的君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了贵族阶级的存在，君主便直接君临万民之上，不再受到其他阶级或集团的掣肘。宋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再设置宰相之职，或即使某段时期有宰相的称呼，也是形同虚设。君权被神圣化、绝对化，成了高高在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