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式的史观，尤以其抽去“人”与“人性”，所以，丝毫拨动不了人心这根“弦子”。因无视人性，故阅读贯穿此类史观之史著，绝无“历史美感”的享受。从“知人论世”处着眼，以人性而非以是否推动了“历史进步”云云为评价之圭臬，活泼而亲切，是一种更加自然、合理、科学的史观。
    钱钟书评项羽，也是其运用“美学”中“情致”原理审视历史人物的一种尝试。“情致”者，中国传统美学有“秉于中而发乎情”之谓也。就西方美学而言，黑格尔认为：“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的来源。”[8]（P296）故他将“情致”定位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8]（P296）。若试将“人性”替代“情致”，我们可以说，人性“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力量”。“情致”因扎根于“人性”之壤，故能动人，正如黑氏所言：
    情致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的意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8]（P296）。
    情致因发乎“本性”故必“真”：“在艺术里感动的应该只是本身真实的情致。”[8]（P297）若以“历史学”为视域，则“真情”又必须以“真实”为根柢。“真情”系由“真实”逼迫催生而出，则其感人程度必然会超过虚构的“故事”。例如，黑格尔即以美学视角考察了亦诗亦史然本质为“史”的《荷马史诗》中人物“情致”的丰富性、复杂性，并指出，每一个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8]（P302-303）。
    黑氏举“最年轻的英雄”阿喀琉斯为例：他“漂亮、暴躁，既会跑，又勇敢”。在他身上，“一方面有年轻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有人的一些其他品质”。他尊老爱母，鼎力助友；情人被夺，他为之痛哭；荣誉受损，他和统帅阿伽门农争吵；对于敌人，阿喀琉斯却“脾气暴躁，爱报复，非常凶恶”，把敌首赫克托的尸体绑在车后，绕特洛伊城拖了三圈。但赫克托老父来到他营帐，“他的心肠就软下来了，他暗地里想到自己的老父亲，就伸出手来给哭泣的老普莱亚姆去握，尽管这老国王的儿子是他亲手杀了的”。针对《荷马史诗》的描述，黑格尔论道：
    从此可知，知解力爱用抽象的方式单把性格的某一方面挑出来，把它标志成为整个人的唯一准绳。凡是跟这种片面的统治的特征相冲突的，凭知解力来看，就是始终不一致的。但是就性格本身是整体因而是具有生气的这个道理来看，这种始终不一致正是始终一致的，正确的[8]（P306）。
    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8]（P303）。
    黑格尔曾发问：像阿喀琉斯那种“心肠很柔软的人”，“怎么可能怀着恶毒的仇恨拖着赫克托的尸首绕着特洛伊城走呢？”黑格尔自问自答：对于阿喀琉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8]P3112-303）。
    试以黑格尔之论阿喀琉斯与钱钟书论项羽相对比，二人同一视角且结论相类。项羽秉性之“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又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适若阿喀琉斯情致之“始终不一致”，“正是始终一致的，正确的”。阿喀琉斯的残忍，并不妨碍其“人格”的“高贵”，因为这“高贵”并非伦理道德的评价，而是人格多样性、丰富性的解析。这一评价尺度，同样适用于项羽。可见，钱钟书评价项羽所运用的正是“历史美学”的方法论。
    “历史美学”实“凿壁借明，乞邻求醯”[2]（P1353）之法，即借西方美学方法论之“明”以反观历史之是也。“历史美学”涵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用美学的眼光考量历史本身。其要义在于注意人性之复杂性，即“情致”的丰富性。“生活的要素是什么，使人与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驱遣人的是什么，人有什么内在力量”[8]（P50）等“美学”要素，同样亦均为史家所应考量的重要内容。“人性”的历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可以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①。以“人性”为视角，有助于我们对历史进程之发生与变动有更加鲜活的领悟。因此，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如刘邦、项羽、毛泽东、蒋介石、列宁、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以及一切历史事件，均当挖掘其人其事中的“人性”要素；瞩目于“人性”的历史美学，其价值又绝不仅仅在体悟历史的“进程”上而需更进一步。历史美学的价值尤其在于：它“直指人心”，剖析而警策之，能够避免“使人心变得干枯”[4]（P113），鉴往知来，引人向善，故其终极目标在于引领人对于其何以为“人”并考量其“类性”之丰富性和复杂性而“惩恶扬善”。
    “历史美学”的第二层含义是用美学视角评价史学。如对于《史记》，上接太史公千古神思，聆听其借写项羽吐露心声，使我们触摸到了司马迁的灵魂与史识。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些在中国星汉灿烂的史学天空中熠熠生辉的史家们，我们要表达的敬意与感激是真诚的。正是他们，让那些不愿意苟活于“历史现实”的牢笼而为真、善、美受着痛苦和煎熬；或是苟活而延续着躯壳的生命，但却灵魂缺失人性泯灭的历史亡灵重新鲜活地挺立起来，告示世人：这就是“人”！这就是作为“类”的人的真实面相！通过撰史，史家实现了他们的崇高理想与职责。而在撰史的过程中，太史公们其实也同时是在“救赎”自己：因为史家也同样身受现实世界的困乏，因此同样孤独与寂寞。所以，如果说真实就是史学的生命，那么，历史的真实只有融入人性的伟力且被史家“重新发现”以后，才能够成为人类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源泉。故一切史著，除了“求真”这一前提性要求之外，无不当以其是否关切了人与人性，以及是否把握并且运用了“美学”之相关要素②为评判其文野高下的重要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