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信念，这种共同的信念建立在某种公认并成为传统的重大科学成就（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基础上，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它规定了一定时期中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途径，同时也决定着共同体成员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及价值观”①。从中可以看出范式的构成包括共同的理论基础、概念体系、研究理论与方法、成功的研究实践范例等。库恩认为科学以范式不断革命的方式演进，而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范式革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考古学史家丹尼尔认为考古学的发展是线性的累积式的发展，并不存在什么革命②；但还有些学者认为它是非线性的、完全不可预测，更多受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影响，反映人们思潮变化，跟考古材料关系不大③。
    从范式考察考古学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大卫·克拉克认为此前的考古学理论发展不足，所以将其归为“前范式状态”④。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拿后来的标准要求前人⑤，因此，考古学的发展以汤姆逊、蒙特留斯、柴尔德、宾福德为标志可以确立一些范式，后者替代前者⑥。然而，范式的存在可能是同时的，即使在某个范式占主导的时期，同时还存在一些竞争性的范式，库恩忽视了这一点⑦。这种状况在当代考古学研究中表现更为明显。不同的范式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彼此并不孤立。梳理当前考古学研究的范式，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当代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中的发展思路可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借鉴。本文基于笔者近年开设“当代考古学理论”课程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发展的追踪与思考，以及同学生的讨论。鉴于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的阶段，笔者在此不揣浅陋，希望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一、范式的归纳
    库恩的范式并非严格的概念，范式的划分也是见仁见智，基本出发点还是上述要素，但所选择的学科范围变化较大，本文就大的考古学范畴而言，也包括一些相关学科。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区分采用2008年出版的《考古学理论手册》（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所确立的八大范式体系⑧，下面分别进行说明与评论。
    （一）文化历史考古
    文化历史是什么？有人认为是考古学发展的阶段⑨、方法⑩或视角（11），或是更极端地认为它不过类似于文学修辞（12）。它的理论基石是文化，更具体地说是“考古学文化”。文化为一个群体共有，也是这一群体的标志。文化历史考古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基本方法，运用区系类型重建文化历史的时空框架，追溯文化传播，以及解释民族与文明的渊源。柴尔德是代表人物，他以此建立起欧洲史前文化框架，进而探讨史前文化演化（13）。
    作为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基石，考古学文化或遗存组合特征与人类群体单位之间的关系饱受诟病。争论从博尔德（Bordes）与宾福德关于石器组合能否代表人群（14），到福特（Ford）与斯普劳丁（Spla-uding）有关陶器组合是客观存在还是考古学家的主观划分（15）。考古学文化（部分的文化）能多大程度代表民族学文化（整体的文化）？其解释文化传播的“水波说”认为文化核心的影响像水波一样向周边扩散，愈远的地方受影响愈晚，这被批评为缺乏充分的解释（16）。
    文化历史考古是近代民族学（文化的概念）、人文地理学（文化区）与近代田野考古学（科学的材料）发展的产物。自从1940年代以来，它一直受到批评，影响相对减小，但仍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二）过程考古学
    20世纪中叶，放射性碳元素测年与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直接影响了过程考古学（或称为新考古学）的出现（17）。过程考古学以文化历史考古积累的丰富考古材料为基础，批判了后者解释上的不足与无力。其理论基础有三：一是从克拉克孔到泰勒的功能主义，来自于英国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都曾把功能主义引入美国；二是怀特的文化系统观（整体观）与文化进化论；三是从克罗伯（Kroeber）到斯图瓦尔德（Steward）形成的文化生态学、多线进化论与跨文化比较（18）。
    过程考古学的口号是“更科学，更人类学”（19），强调建立科学的考古材料，发展严格的方法。和文化历史考古强调历史不同，它更多采用逻辑的视角。从文化系统各部分的关联分析人类行为的变迁，与之相应，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产生，它们常被称为演绎-假说的方法。经典实例如宾福德对阿拉斯加努那缪提爱斯基摩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20），谢弗（Schiffer）的行为考古学研究（21）。过程考古学也研究文化，但视文化为人类适应外在世界的手段，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方法（22）。
    过程考古学被批评过于强调逻辑方法，结果忽视了历史的方法。考古材料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一定历史阶段考古学家的认识。考古材料不是客观的，人认识自身的过程总要受制于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