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20世纪初年发生的新史学思潮，学术界的研究可谓日益深入，其中，有关“新史学”的本质问题，属于新史学思潮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但众说纷纭，呈现出多元化的解读趋势。因此，本文从分析这些解读入手，试图为“新史学”的本质寻找一个更近本真的观点。作为“新史学”倡导者与奠基者的梁启超，学界对其20世纪初年的史学做了更多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整个“新史学”的分析，这里合并讨论。
    对“新史学”本质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从史学理论方面进行的界定，有爱国主义史学、科学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等观点。俞旦初首先提出新史学思潮是“爱国主义史学思潮”①说，但“爱国”二字比较宽泛，它主要是对史家情操的一个评定，影响史家的研究取向，不宜作为“新史学”的本质特征。论证“新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人有很多。王晴佳说：“这一‘新史学’从本质上看就是‘科学史学’。”②这一本质的判定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作为整个新史学思潮的本质，未免以偏赅全，当然，作者本人是在比较宽泛的含义上使用“本质”一词的。同样的道理，李绪柏认为“专门记载事实，叙述历史表面现象的旧史学要让位于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新史学了。这是史学任务的一个重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新史学’的实质就在这里”③。注重对历史进行分析与解释的确是新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任务，然而将任务当本质则有些不妥。汪荣祖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论者辄谓：梁氏之《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甚至是在提倡科学的史学。此说殊与事实相违。”④这一评论本身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对于从史学理论方面就“新史学”本质进行论定的各种观点来说，是大致不差的。
    其二是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进行的解读，代表性的观点有“新史学”是文明史学、社会史、民族主义史学等。鲍绍霖、姜芃、郑先兴等均认为“梁的‘新史学’实在是文明或文化史学”⑤，其中郑先兴文明史学观点的论述最为详细；不过据笔者观察，他运用文明史学来解读“新史学”，有不能顺利解释的现象，如他提到，“所以，梁启超从文化史研究的需要出发，竭力否定政治史，主张国民史”，“以全史的方面看，梁启超虽然否定政治史，但并没有排除政治史……在实践中，梁启超的重点也是政治史。这种口头上否定政治史，而实际上又青睐于政治史，固属矛盾”⑥。事实上，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不是梁启超等先辈学者，而是当下的解读体系，且不是郑先兴一个人的误读，几乎是当今学界对该问题认识的一个普遍现象。人们主要是混淆了一些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另外，梁启超想说的只是让“文化史”取代“旧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地位，改变原先没有“文化史”或者“文化史”只处于附属地位的情况，而不是完全排除政治史。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谈到。总之，这种文明史学的解读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新史学”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⑦跳出就史学谈史学的状况，考察新史学思潮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论证它不仅仅是一场史学革新运动，而且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此后一些学者⑧更进一步指出“新史学”与民族主义这一社会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大陆学者有徐国利⑨、许小青⑩等，台湾学者有王汎森（11）、汪荣祖（12）等人。从总体上说，这些学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出了“新史学”与民族主义的本质关系，并留下了具体论证分析的空间。
    本文认为，考察“新史学”的本质如何，应该从其书写的具体内容着手，正如王汎森所说，“第一次史学革命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13），即“新史学”主要回答了史书写什么的问题，因此从历史本体论的视角解读“新史学”的本质，才是正确路径。由此，笔者认同“新史学”的本质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观点。在当时史家心目中，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史学撰述的宗旨或动力，其本身直接影响了“新史学”的内部构造，对“新史学”具有全方位的规范作用。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本体论的视角，揭示民族主义新史学具体的建构过程，以深化对新史学思潮这一史学史上重要事件的认识，同时，围绕新史学解读的一些错误认识做一些必要的澄清。
    二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什么是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十分复杂的概念。从词源学上来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与民族（nation）密切相关的一个词语，只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族自古便已在逐步形成之中，民族主义则是18世纪随着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兴起，是一种“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5世纪的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词典》，19世纪开始被频繁使用。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出现第一次高潮则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对民族主义的界定，迄今为止，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倾向于民族主义兼有多种特质的观点，即民族主义是指一种以特定的心理认同为基础的情感归属；也是指追求某种特定目的的思想或学说；最后是指行动或实践层次上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它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民族主义的诉求会有所侧重。
    民族主义理论1901年由梁启超引进（14），迅速风靡20世纪初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思潮。那么，此时学人理解的民族主义又有着怎样特定的内涵与外延呢？
    首先，他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十分重要，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5）。由此可知，民族主义承担着民族独立与民众启蒙的双重使命。同时“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16）。学人意识到：“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17）民族主义被当做了挽救国家危亡的不二法门。甚至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如布帛菽麦，不能一日绝于天壤”（18）。由此可知，民族主义在当时学人心目中的地位。
    民族主义让国人明确中国在世界发展大潮中的位置，“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民族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那么当时的中国在民族主义的进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19）国际局势更加逼人：“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20）从严峻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成为时人分析民族国家问题的思维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