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民族主义思潮对“新史学”历史编纂思想的影响
    在“新史学”的建构过程中，学人是运用进化的思维和模式进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进化现象不仅被当做历史书写的内容，如前所述；也提供了一种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方法论，形成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进化结构模式，表现在以章节体和历史分期等方式想象人类历史在时间中的延续，也就是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所说的“启蒙历史的模式”，由于该书论述详细，这里不再说明。
    同进化论一样，源自西方转道日本被引进中国的文明史，同样对“新史学”的建构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新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时也在编纂体例方面对“新史学”的建构影响巨大，由此而建构的“新史学”能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主义动员，展现民族主义的历史内容。由于学界对文明史有一定的误解，所以这部分主要讨论一下文明史的问题。
    要理解“文明史”的真正内涵，本文认为应该回到历史的现场，看看时人的理解。其时，人们提到“文明史”往往与“政治史”对举。
    1902年汪荣宝（衮父）《史学概论》一文是中国较早的史学理论译著，主要以日本人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依据，参考了日本其他相关论著。该文通过对比的方式提出文明史的定义：“人间社会非单纯之社会，而种种社会之集合体也。社会组织之最有力而最完全者为国家……叙国家之生活而说其起源、发达、变迁、衰亡及国家与国家之关系者，谓之政治史。”“不问国家之内外，亦不必以国家为中心，而研究各社会之起源、发达、变迁、进化者是名文明史。”他进一步指出：“文明之名词其意味稍为复杂，此所谓文明则狭义之文明耳，故与谓为文明史，宁谓为文化史，凡今日所谓商业史、工艺史、学术史、美术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之属并隶此部。”（79）
    这里文明史的定义很清晰，主要是从研究的范围来规范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文明史是新发现的研究领域，这里的“政治史”也已经是新的政治史，不同于传统政治史，从它以“国家”、“社会”等新名词进行定义即可以看出这一点。从汪荣宝对“政治史”与“国民史”的辨析我们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他认为：“政治史或有谓为国民史者，是不适当之名词也。夫国家之组立与其生活必由政府与国民协同而成，二者未可相离也，国民而视政府如仇敌者，则必不复受政府之统治，政府而视国民如异类者，亦必不能久立于国民之上，今国民史之名，隐以政府与国民，离而二之，故不如谓为政治史者之无病也。”（80）他是在区别政治史与文明史时，顺便提到国民史这一名词的，从他的话语里可知，时人所说“国民史”，不是文明史或社会史而是新政治史，虽然这有可能是一家之言，至少“政治史”与“国民史”不是决然对立的，“国民史”中很大一部分是“政治史”，而且是“新政治史”。虽然他认为“国民史”这个概念不能很好地承载新的民族主义观念。由此可知，前面提到的郑先兴的“梁启超从文化史研究的需要出发，竭力否定政治史，主张国民史”说法，是不对的。
    1903年邵希雍翻译的日人所著《万国史纲》，是当时颇受欢迎的一本书，该书谈到了“史体”的问题，提示了文明史另一重含义：“史体有二：曰古体曰新体。古体者，国家之政策；王侯将相之业；交战之胜败，事无大小，一切谨而书之，是叙事史体之类也。新体者，叙述为实录，又上下议论其得失，何为原因，何为结果，尤重于讲文明风教之要，是文明史体之类也。支那、日本旧史皆古体，欧洲历史亦多用古体者，晚近古体渐废，往往见新体矣。”（81）这里对“古体”与“新体”之称，除了侧重论述前者偏于政治、战争，后者尤重“文明风教之要”外，更主要的是讲到两者在编纂体例上的不同，古体重“叙事”，新体除此之外“又上下议论其得失”，重历史解释。其实所谓“古体”也就是传统政治史，与汪荣宝笔下的政治史是不同的。因为他所定义的政治史，是“叙国家之生活而说其起源、发达、变迁、衰亡及国家与国家之关系者”，既有“叙事”，又有历史解释，试图总结历史哲学。同年《大陆报》上的一篇译著则直接表达了这一观点：“政治史若仅记述实事，而不留意于局面之变化与发达之原理，则国家生活之说明，究难期其统一，而此种要点，无论政治史与文明史，皆宜留意者也。”（82）
    所以汪荣宝“从历史之质而别”当年的“新史学”为二：（甲）政治史；（乙）文明史（83）。这样，政治史成为新的政治史，新政治史与文明史一起构成为“新史学”。这是文明史第一方面的涵义。
    对于时人来说，文明史第二方面的涵义同样重要，是为文明史体。从上面的称引可知，文明史体同传统史体相比，有两个地方特别突出：其一，从历史研究的范围来看，它要求不能局限于政治和战争，当然并不是放弃政治，而应重视宗教、哲学、风俗、礼仪、建筑、文学等文明领域，充分认识它们在人类进步发展中的价值。其二，文明史体又代表了一种新的史学编纂观念。传统史学往往只注重历史事实的叙事，而文明史体则要求用新的理论重建历史叙事并给以历史解释，通过叙与论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因果关系，探索历史进步发展的规律与法则。这两个方面也是当时整个“新史学”借鉴文明史体的地方，所以，文明史在时人的观念世界里，更多的是指代一种史体，而且是时人特别推重的一种史体，正如梁启超所说：“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84）从史体上说，当时的“新史学”，包括新政治史，借鉴的是文明史史体，即注重历史解释，探讨历史哲学，同时，文明史又是“新史学”的构成部分，从这些方面说当年的“新史学”实质是文明史学，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此认为新史学就是文明史学，那就错了，会丢掉新政治史的部分。
    谢无量分析了西方与中国新旧史体的不同效果：“今日欧洲诸国，虽贩卒竖子人人能诵祖国光荣之历史。撊然有爱国家爱种族之心，历史思想普及之效何其章也。事简则易知，文繁则难习。邹卿曰：欲观王者之迹，于其粲然者矣！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邱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者，交错相纠，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是以民智日坐暗下。”（85）他们对文明史体的选择是有意识的，与当时的民族-建国的时代使命相表里，文明史新体更有利于进行民族主义动员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培养，为史家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了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