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20世纪初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评价
    要恰当地评价20世纪初年的民族主义“新史学”，必须了解它得以产生的时代大势，正如卡尔所说：“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86）20世纪初年的史家群体，在他们发起新史学思潮时，身处怎样的历史境遇之中？这个问题已经有太多的人论述过，笔者以为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施密特历史的崇高分裂理论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时会发生一些剧烈的、最具决定性的、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人们一去不复返地忘掉以前的世界并放弃以前的身份（认同），进入一个历史或者文化身份（认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这就是发生了历史的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会造成创伤，但它让人类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由此在审美维度中感受到历史的崇高（87）。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崇高分裂时期。一方面，几千年来一直支撑人们观念世界的、以“华夷秩序”为核心所虚构的“天下观”，受到亘古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一方面，新的、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亦因西方势力的强力压迫在逐渐建构，并渐渐支配国人对于世界与国家的想象。于是，以往认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8）的“天朝上国”及其“臣民”们，不得不开始努力追寻如何在万国之林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在想象中的“民族-国家”里做一个合格的新“国民”。
    面对19世纪末以来发生的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是有着历史的自觉意识的。如梁启超就曾明确宣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并准确地概括了这一创伤和崇高纠结缠绕时期的特点：
    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
    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青黄不接，则或受之饥；郤曲难行，则惟兹狼狈；风利不得泊，得毋灭顶灭鼻之惧；马逸不能止，实维踬山踬垤之忧（89）。
    这是由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过渡，在内忧外患交侵的那个时代，民族主义，这个从西方舶来的新的思想武器在这个过渡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的输入及其本土化，使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开始了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民族主义观念对于当时的知识、思想乃至生活世界方方面面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事实上，近代国人在认识和探索中、西方器物的不同到政治体制不同的过程中，现代国家观念一直在被接受并深化，然而直到20世纪初年，先进的知识分子引进民族主义理论，并与之前由严复引进和诠释的社会进化论相结合后，所有关于新的“民族国家”观念才得以正本清源，成为完整的体系，民族主义思潮遂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
    作为社会意识构成部分并以记录人类社会现象为职志的史学，社会全方位地深刻变化必然影响并反映到史学的书写之中，新世界奠基工程的民族主义理论，也必然取代传统社会根基的儒家思想，成为“新史学”的宗旨与构建根基。因此，在那历史进程发生断裂的时期，民族主义新史学思潮的出现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它的提出振聋发聩，它的构建模式影响深远，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时代，与传统史学在书写内容上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无论就“新史学”还是新史家群体来说，他们都捕捉到了时代的剧烈变动，并投身于其中积极主动地促进这种变动，为史学构建了新的身份认同与规范，很好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危机时期，政治仍然是那个时代最重要最显著的内容。因此才有了郑先兴所说“在实践中，梁启超的重点也是政治史。这种口头上否定政治史，而实际上又青睐于政治史，固属矛盾”的现象。的确，在当年的史学实践中，新史学家们所提倡的要扩大史学研究领域，甚至进行跨学科研究等主张，付诸实践的很少，但也应注意到，此时的政治史已经不是“帝王将相”史，而是立宪建国史、亡国史鉴、革命史和独立史、反帝爱国史、民族英雄史鉴等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内容，而与时代意识同其步调，即否定的是旧政治史，实践的是新政治史。
    邬国义认为：“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偏向。”（90）的确，民族主义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偏重于政治的复合体，而学人掀起新史学思潮时，也的确有其政治性的目的，甚至在20世纪初年，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史学表述：“小民族”的历史重构、“大民族”的历史想象以及挣扎中的清政府的历史叙写。他们之间相互较量、对抗，偶尔也相互妥协，这些民族主义的历史表述是与各自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密切相关的。他们的确是在利用西方思想资源主动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史学，但那样一个时期在进行时，他们都是真诚的，也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存在，伟大如梁启超，直到写作《欧游心影》的年代才开始质疑西方。因此，一方面要区分“功利性”目的与历史必然的政治性内容有其截然不同之处，虽然二者也许有相互强化的作用；一方面还应该对历史给以“同情之了解”，那些“严重的急功近利”与“庸俗”对于时人来说，也许存在一个认识不到与消化不良的问题，毕竟那还是一个对西方恐惧与敬意并呈的年代，对从西方摄取的东西还缺乏反省。
    至于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新史学思潮的许多理论问题，其中既有对如何全面评判古代史学哲学价值的问题，也有如何把西方社会学、哲学诸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沟通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之联系，以及如何参照西方社会学原理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规则”（91），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民族主义“新史学”只是开创并奠定了一个根本性转变，并且构建了一个大致的宏大叙事的框架，留下了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与实践，但在当时及后来它影响巨大且深远。20世纪初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之一，也是变化最剧烈的年代之一，同时也是历史脚步最匆忙的年代之一。作为此期的学人，他们是积极的，面对这样掷地有声的字句“上天以国粹付余”（92），你读到的不仅仅是扑面而来的学术自负，更多的是对时代和民族的担当！他们又是被动的，面对的是救亡启蒙的双重使命，却拖着传统的重负及只是刚刚开启的国外思想与学术之门，这思想与学术是强势的，也是有待完善的。转型期的希望与困扰同时并存。毕竟开创之路充满艰辛，新旧思想的接受与转化需要一个过程。
    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93）我们只有在正视的同时加以更多的理解，既没有必要因为它沿用某种刻板的方式而谴责，也没有必要因为它没有完成后世的任务而苛责。当然汲取经验教训继续前行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抱持宁静与钦敬的心态。当年的学人主张：“乾枢坤轴，方今大通，万邦合会，文轨交同，悉其情伪，以为迎拒，考其利害，以为弃取，探其强弱之原，以渐治化，析其分合之故，以进开明！”（94）他们就是以这种雄视古今的气度，阔步中外的襟怀，渴望沛然御古今中外之理，俯视未来，以为中国寻找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以为国人寻找富强智慧的立命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