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建立民族国家，民族才得以生存于竞争激烈的世界。“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21）“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22）这里民族主义以民主主义为内容。由此，“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23）！雨尘子透过对比更深刻地剖析道：“近世欧洲意大利之独立，日耳曼之联邦，皆以同一种族，建一国家，民族主义之势力，大振于已往之政治界。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欧人不于十九世纪中，大振民族国家之势力，则二十世纪中经济竞争，必不能强横至此。”（24）总之，实行民族主义，建设民族-国家是当务之急！
    第三，具体如何建立民族-国家，则出现了分歧。革命派认为：“有国与无国，有主与无主，全在吾国民能尽政治上之责任与否间耳。政治上之责任维何，则莫有大于合我血统同、地理同、历史同、文字同之一黄帝民族，组织一民族的国家者也。组织民族的国家之道维何？则首在建设新政府。”（25）他们构建的民族-国家方案不是把新民而是把新政府摆在了第一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个新国家应该是由汉民族组成的国家，即建立一个“小民族主义”国家。在20世纪前十年国人民族主义理念中，这是对民族与国家关系占主流地位的理解，尽管革命派在实践中随着认识的深入有所调整。这是一个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进行政治革命的民族建国方案与实践。
    梁启超代表立宪派的观点：“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与革命派不同，他把新民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有两个问题，即参政权问题与民族建国问题。“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则甲不求而自来；苟得其甲，则乙虽弗获犹无害也。”所谓“参政权问题”是指：“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强调公民参政的民主权利问题。“民族建国问题”是说“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26）。梁启超要解决的是民族救亡问题，即坚持“大民族主义”建国方案。
    总之，中国此时的民族主义侧重于引进与整合民族主义理论，力图将民族主义理论转化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动员与实践。在西方，民族主义是其历史自然衍生的产物，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族国家，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是其基本内涵。同西方民族主义不同的是，中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任务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情，一方面，此时的民主进程是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中国既要处理外族入侵的民族问题，又纠结于国内民族问题。由此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复杂的特色。由前面的引述可知，民族主义话语已经被20世纪初年的知识精英们用来省思当时的政治世界，更用来清算思想领域，几乎在同时就被他们用来考问传统史学，从而开始了“新史学”的建构历程，民族主义的上述观念也渗透进“新史学”的建构之中。他们十分自觉且积极地将民族主义与史学联系在了一起。
    梁启超认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27）他断定史学的巨大功能在于为培养民族主义意识服务，史学是民族主义发达的载体，把史学与民族主义中的重要政治概念“国民”等直接联系了起来（28）。梁启超宣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9）由此可知，他正是以民族主义为标准去要求史学，以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服务。
    章太炎史学表述里有着同样浓重的民族主义蕴涵：“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30）并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对史学所具有的厚重依赖：“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31）
    当时的报章杂志也加入宣传民族主义史学的潮流。1903年，东新译社声称自己编辑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32）。他们介绍宣传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时，说他“痛国家之不血食，愤种族之将犬羊，特输万斛热诚，为四万万同胞编辑中国历史，叙述中国大国民之社会如何起源，如何发达，如何变迁，如何进化，及盛衰隆替之因果、小退大进之关系，而钺之，而纪念之，而指点评判之。其宗旨发挥光明正大之民族主义，激动爱国精神，斩绝奴隶根性”（33），指出民族主义是史学撰著的宗旨。曾鲲化本人在其《中国历史》首编“总叙”第一章“历史之要质”中也指出，中国过去“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34）。
    总之，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中，时人试图将史学纳入民族主义宣传的轨道，作为民族主义动员的重要载体，让民族主义成为史学撰述的宗旨。相应地，民族主义成为学人反思传统史学的武器，表现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上，同时，民族主义理念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新史学”之中，规范了“新史学”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对“新史学”的建构上。这样，相对于世界历史，学人努力建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相对于传统史学，亦因此而有国家-国民历史叙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此，中国史学有了世界视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