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进化论考古
    进化论考古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共同理论基础的一系列研究人类过去变化的理论与方法。在这种范式中，进化论被视为一种可以统一社会科学的基石。进化论产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形式的进化论：一种是生物进化论，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另一种是文化进化论（早期的形式包括文化进步论，认为文化发展的方向就是进步），是斯宾塞、怀特的进化论。目前进化论考古强调前者才是真正的进化论，它认为变化是随机的，改变的机制外在于事物，它不同于目的论或进步论的进化观。
    当前相关的研究包括双重遗传理论、进化考古学、人类行为生态学、进化心理学、合作和多层选择等五个分支（42）。双重遗传理论认为生物与文化遗传分属两套系统但相互作用，文化通过相当于基因的模因（memetics）传递，模因具有累积性（43），这一点它不同于基因。进化考古学强调生物与文化进化共同从属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不同的形式而已，生物进化属于基因型，而文化属于表现型，它提高人类适应的适合度（44）。进化考古学注重研究考古材料。人类行为生态学与生态学范式的相关研究重合。进化心理学把人类现在的行为看作是长期适应的结果，这个方面研究尤其见于认知考古学的研究，如智力模块的起源、语言起源等，它对于探索早期人类行为特征如躲避食肉动物攻击、食物的选择等方面非常有启发性（45）。合作与多层选择研究主要探索人类合作行为的起源（46）。
    （八）后过程考古学与相关学派
    后过程考古学及相关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这种当代怀疑论拒绝物质与意识的对立，与之相应的是否认材料与理论可以区分开来。考古材料并不客观，其意义都是赋予的。考古材料也就是文本，所有的解释都是释义，解释深受当代政治的影响。考古材料的形成不仅深受当代理论与认识背景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当时历史的思想与价值（47）。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物质文化又为人所掌握。后过程考古学强调研究这种广泛的关联，因而有时也被称为“关联考古学”。在考古研究中，后过程考古学提出一种“反身的方法”，主张在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与公众平权地讨论，揭示考古材料多重的意义，发展解释上的多重话语（48）。与之类似的是，现象学的考古学发展“现象学的方法”，强调直接体验、感觉等（49）。
    后过程考古学产生于对过程考古学的不满，比如它发现对同一种遗址空间布局可以同时存在多个解释，而且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无法检验。遗址的形成过程与人们的思想与信仰密切相关。后过程考古学及相关学派批判了过程考古学科学主义的立场，强调考古学对人文的回归。但是在怀疑论的相对主义框架下，后过程考古学如何提供可靠的知识，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范式之间的关联
    从上述的归纳我们看到，当代考古学研究中同时存在多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其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范式。当代西方考古学中基本有三种态度：一种认为科学的研究范式应该是惟一的，过程考古学家倾向于这种态度（50）；第二种态度主张多元共存，多重话语并重，这是后过程考古学家的态度（51）；第三种态度是折中的，认为不同的范式研究不同的问题（52）。这些观点可供借鉴，而我们更应该分析不同范式的关系，进而得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看这些范式之间的关系。
    首先，这些范式都有自己研究的特定领域，如文化历史考古学对于时空框架的建立，过程考古学在旧石器考古领域，后过程考古学对过去思想价值及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方面等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次之，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强烈的碰撞，过程考古学就曾激烈地批判文化历史考古学在解释上的无力、方法上的虚弱；而能动性研究批判过程考古学把人视为系统的附属物；后过程考古学批判过程考古学实证主义的狂想。其三，诸范式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交叉与重叠，进化论考古学与生态考古都有人类行为生态学的研究；后过程考古学与能动性研究都强调个人对社会规则的能动反应。最后，还应看到范式之间的渗透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仅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中可以见到，而且也渗透到了能动性研究与后过程考古学中，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强调考古学研究总为现实服务。范式之间四种关系既强调发散的研究，同时强调批判、交叉与渗透，以期充分发挥考古学家的创造力，解决科学的难题。
    这些范式同时也为一些考古学最核心的问题所贯穿，它们从不同角度回答同样的问题，比如人类起源（狩猎采集生计方式的起源、现代人类行为的起源、意识的起源）、农业起源、复杂社会的起源（等级社会、酋邦社会、国家或曰文明的起源）等。这些问题伴随着整个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不断地深入，文化历史考古揭示了详细的时空背景，过程考古学探讨了自然环境与史前人类适应方式之间的关系，生态考古与进化论考古对过程以及机制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后过程考古学把问题回归人自身的本质上。换句话说，这些范式并没有离开考古学的核心问题。
    贯穿这些范式不仅有核心问题，而且有基本的概念。就同样的概念不同的范式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比如文化，文化历史考古、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都研究它，但是内在含义是不一样的（53）。就同样的对象不同的范式强调不同的方面，考古遗存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看来是建立时空框架的材料，过程考古学视之为验证假说的科学材料，后过程考古学将其看作具有文本特征的物质文化。以上我们不难看到，诸范式是围绕考古学研究核心问题与概念展开的研究路径。它们之间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
    在范式的诸种区别中，有一个方面是根本性的，那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差别，这也是当代学术研究中存在着的最大分裂（great divide）（54）。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考古学研究是不断超越的，文化历史考古与新考古学都属于这个范畴，即后人的研究在不断超越前人，对于时空框架的构建，对人类行为的了解，当代考古学都远胜于前人，我们无需再去看汤姆逊的“三代论”、柴尔德的欧洲史前文化框架（研究学术史除外）。而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对考古材料的阐释又是不具备超越性的，我们可以进行反复阐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当代考古学从考古材料中又发现了性别、权力、阶级、地方的权利、精神、符号、能动性、感性等等，就同一批材料考古学家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它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现实的意义。考古学是一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学科，在考古材料研究的基础层面如时空框架、形成过程以及所反映的人类行为上，它就是一门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客观。然而在阐释考古材料时，涉及到当代社会背景，涉及到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显然考古材料具有多种的意义，所以说考古学又是人文的。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能了解近二三十年来发生在西方考古学中“人文转向”，有时又称为“后现代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