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约自15世纪开始，封建社会首先在欧洲趋于衰落，资本主义逐渐兴起。此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亦相继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从而卷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包含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生产力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无疑构成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物质基础，农业的市场化、生产的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秩序的法治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则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若干基本层面。中东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固然根源于传统秩序的崩溃，西方的冲击则是中东传统秩序崩溃的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自18世纪末开始，西方的冲击首先表现为工业品的倾销。西方的工业品充斥于中东伊斯兰世界，否定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货币地租逐渐取代古老的实物分成制地租，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货币关系日趋扩大，农作物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长足发展，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趋于瓦解。西方的冲击所带来的另一重要的历史后果，是现代工业在中东诸地的初步建立。19世纪的突出现象，是西方诸国相继投资中东，筑路建厂。西方的冲击挑战着中东统治阶级的传统利益；奥斯曼帝国、波斯的恺加王朝和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亦纷纷兴办工业，以求开辟财源，强化统治。对于货币的渴望和财富的追求，驱使统治阶级致力于所谓的新政，客观上推动着现代化的进程。经济领域的剧烈变革，导致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资产阶级和自由劳动力阶层逐渐登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舞台。“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穆斯林社会全面衰落的标志”。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于西方冲击之下，中东地区社会形态的新旧更替和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作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最终结果，中东诸多现代民族国家相继形成，无疑体现历史的巨大进步。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实质在于中东地区传统秩序的解体，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构成中东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内容。
    国家土地所有制通常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密切相关，货币关系的扩大和农业生产市场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则是土地所有权的剧烈运动。1858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颁布《农业法》，在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扩大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的经营自主权，直至赋予农民对于所租种土地的交易权。⑩ 同年，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的赛义德帕夏颁布法令，废除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国家垄断权以及农产品的政府专卖制，授予农民自由支配土地和决定生产内容的权利，允许个人购买和拥有土地。根据该法令，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不仅局限于用益权，而且包括抵押和继承的合法权利，甚至外国人亦可在埃及购置地产。（11） 在恺加王朝统治下的伊朗，王室土地和贵族封邑自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减少，私人支配的民间地产不断增加，进而形成区别于传统封邑领有者的地主阶层。贵族宠臣和军事将领不断扩大封邑的支配权，“封邑的领有者开始演变为地产的所有者”。此外，许多商人亦投资乡村，购置田产，进而成为新兴地主阶层的重要来源。（12） 此后，国家土地所有制在中东地区逐渐衰落，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地权的非国有化趋势日渐明显，而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直接导致土地兼并和乡村剧烈的社会分化。进入20世纪，地权分布的严重不均成为中东诸国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埃及和伊朗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发生于纳赛尔时代和巴列维时代，既是否定乡村社会传统模式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亦是极权政治自城市向乡村广泛延伸的历史形式，而土地改革的深层经济背景在于特定的地权状态，即国家土地所有制崩溃后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落与大地产的急剧膨胀。土地改革本身并非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原因，只是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而小农经济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阶段，并不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在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东诸国的土地改革通过发展小农经济、排斥和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乡村社会和农业领域实现深刻变革的逻辑起点，是削弱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杠杆，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乡村社会和农业领域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
    吉玛人制度和米勒特制度无疑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诸多非穆斯林群体之依附状态和从属地位的外在形式，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社会界限的淡化和法律地位的趋同则是中东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内容。183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花厅御诏”，规定帝国臣民无论信仰何种宗教，皆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进而初步阐述了权利分配的世俗原则。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在沿袭传统法律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世俗的立法实践，引进西方的世俗法律，进而形成伊斯兰教法与世俗法律并存的二元局面，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法律界限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逐渐淡化。与此同时，诸多非穆斯林宗教群体内部亦经历世俗化的过程，世俗法律逐渐取代宗教法律，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士阶层的地位随之下降，米勒特制度趋于瓦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东地区诸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宗教隔阂逐渐缓解，民族意识增强，世俗民族主义应运而生。非穆斯林宗教群体的孤立状态和封闭倾向趋于削弱，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宗教群体借助于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形式实现广泛的政治联合。1882年奥拉比兵变期间，反对英国的殖民侵略成为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的共同目标；兵变期间的著名口号“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强调埃及人超越宗教界限而共同致力于埃及的政治解放，具有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1922年，图坦卡蒙陵墓被成功发掘，法老主义以及其后的基督教传统和伊斯兰教信仰均被视作埃及新国家的重要历史遗产，传统的回归和古老民族的再生成为时尚的思潮。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亦明确强调世俗的民族忠诚取代传统意义上与温麦和哈里发制度相联系的宗教忠诚，强调以顺从国家取代顺从宗教作为土耳其公民的首要义务，宣称“为土耳其人民进行奋斗，不是为超出民族边疆以外的不论根据宗教或种族来规定的任何更加模糊、更加广泛的实体进行战斗”。（13） 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宪法规定：土耳其所有的人民，无论其宗教和种族如何，就其身份而言，均属土耳其人；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的特权均在被取消和禁止之列。1928年，土耳其国民议会修改宪法，甚至删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国教的内容。
    现代化的主体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实践则是实现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进而使民众获得权利、自由和尊严的前提条件。纵观世界历史，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16-17世纪，宗教改革在西欧诸国风行一时，否定教会的权威和排斥罗马教廷的传统势力是宗教改革的宗旨所在。民族教会的建立包含着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世俗化构成推动西欧地区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举措。1776-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堪称西方民族革命的典型范例，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导致北美地区现代化的长足发展。相比之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与西方的冲击密切相关。西方的冲击固然推动了中东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初步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中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关系的扩大，加速了中东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衰落。但是，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作为西方冲击的历史形式，对于中东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殖民主义的实质在于宗主国对于殖民地财富的掠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导致中东诸国长期缺乏完整的主权和独立的国际地位，在政治上从属于西方，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是束缚中东诸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枷锁和制约中东诸国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障碍。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一度包含西化的倾向，然而所谓的西化只是西方制度的扩张和西方殖民主义的逻辑延伸，诸如议会和宪政等西方制度的移植并未根本改变中东诸国的历史进程，亦未带来真正意义的自由和民主。自20世纪初开始，民族解放运动的日趋高涨标志着中东诸国的现代化步入崭新的阶段。1905-1911年伊朗宪政革命、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和1919-1922年埃及反英运动，是20世纪初中东诸国与西方列强之间民族矛盾的集中体现。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三重倾向的错综交织，构成此间中东诸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礼萨·巴列维、凯末尔和纳赛尔的统治，无不体现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实践。摆脱从属于西方的政治地位和依附于西方的经济地位，是中东诸国实现深刻历史变革的客观需要；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是中东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的前提条件。极权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构成从传统的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中间环节；从民族主义的胜利到极权主义的实践，标志着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的深刻革命。国家资本主义亦被称作现代形式的重商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干预。国家资本主义既是极权主义的经济基础，亦是否定封建生产关系的有力杠杆。民族主义的高涨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