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统社会的政治模式，在于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差异和对立，表现为依附与强制的明显倾向。相比之下，现代政治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趋于吻合，而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构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历史基础。农业的统治地位和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构成传统政治模式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环境。工业化的长足发展和交换关系的扩大，排斥着依附与强制的传统倾向，进而导致传统政治模式的衰落和现代政治模式的逐渐成熟。通常认为，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诸多宗教属于传统范畴的意识形态，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构成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则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所谓的世俗化与现代化表现为同步的趋势，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互动则是现代化进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14） 实际情况不然。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基督教诞生于古代地中海世界，在中世纪的欧洲构成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15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适应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兴起于7世纪初，自阿拉伯半岛传入中东诸地，进而形成适应中古时代特定历史环境的思想体系和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宗教理论。然而，伊斯兰教绝非浑然一体，亦非处于一成不变的状态。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客观物质环境的新旧更替，不可避免地导致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传统伊斯兰教与现代伊斯兰教的此消彼长，集中体现为中东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社会势力的激烈抗争。另一方面，纵观世界历史，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神权政治亦非仅仅属于传统社会。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对于初兴的民族国家而言，罗马教廷的广泛政治权力意味着外部因素的干涉，教权的排斥和世俗化构成民族革命的重要形式和现代化的必要环节。至于在民族主义时代的中东诸国，极权政治往往表现为世俗化的明显倾向，排斥传统教界的政治影响构成强化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政治现代化的实质并非世俗化，而是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其特定内涵在于宗教的非政治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明显标志，现代化国家无一例外地应是世俗化国家”（15）。如此看法显然过于武断，缺乏起码的逻辑依据和历史依据。至于“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也可能出现形式上是政教合一，实际上是世俗化的多种形式”（16），实属令人费解。
    自19世纪后期开始，从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到民主主义运动的实践构成贯穿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主题。有学者以埃及的萨达特与穆斯林兄弟会为例，强调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的互不相容。（17） 实际情况不然。首先，民族主义者不可等同于世俗主义者。其次，民族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不同形式。第三，伊斯兰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亦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不同政治倾向。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轨迹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而所谓的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只是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与现代民主政治建立抑或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之历史运动的外在形式和政治工具。在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世俗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皆曾经历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的深刻变化。中东诸国从民族主义运动到民主主义运动的突出现象，在于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错综交织。换言之，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既有伊斯兰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亦有世俗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既有伊斯兰主义的民主主义运动，亦有世俗主义的民主主义运动。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无疑构成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实质，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则是实现民族主义胜利和推动民主主义高涨的外在形式。
    西方民主的核心思想是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自由和人权是西方民主的基本主题，立宪制、议会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则是西方民主的经典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和人权成为中东民众竞相追逐的时尚和潮流，以西方的自由主义取代中东传统的宗教保守主义和以宪政制度取代君主独裁被视作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选择，西方民主的政治形式随之初步登上中东诸国的历史舞台。然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是西方诸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逻辑结果，通常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相比之下，在中东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新兴资产阶级尚无力与封建地主阶级角逐政坛，包括立宪制、代议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在内的所谓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历史缺陷。民众的权利源于统治者的恩赐，所谓的民主政治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尚属无源之水，徒具形式。国王和总统往往凌驾于宪政之上，宪法常若一纸空文，议会形同虚设，诸多政党只是极权主义的御用工具，并未成为广泛体现民众意志的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人民的鸦片”。（18） 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19）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无疑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手段。“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20） 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和僵化，进而演变为捍卫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自20世纪中叶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中东诸国悄然兴起，成为推动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挑战极权政治的重要形式。现代伊斯兰主义不同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后者是传统社会的客观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与传统社会群体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舆论工具。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尚穆罕默德时代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社会秩序，其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是中东诸国摆脱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形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和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构成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客观基础。借助于宗教的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进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则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实质所在。所谓宗教与世俗的对抗，在中东诸国并非“现代化的难题”，亦非体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包含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激烈抗争的明显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