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牵涉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众多明史研究专家，涵盖治史理念、官私史料价值、史实真伪、学人关系等相关问题，对于推进明史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讨论折射出以傅斯年、朱希祖为代表的双方在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上的截然异趣。同时，从“史语所档案”与“傅斯年档案”中所藏傅、朱书信来看，这场学术讨论，还曾受到傅、朱二人矛盾激化的影响。
    一、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
    傅斯年曾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为“中国经典时代文籍的及历史的研究”，一为“明清史籍”的研究。关于后者，从傅氏已发表的成果来看，最能显示其成就的代表作，莫过于《明成祖生母记疑》与《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正是这两文的撰著，在学界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论战”①，赞成者服膺其考史的卓识，反对者则指斥其考证结论不可信。
    1932年，傅斯年发表了《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认为《明诗综》、《陶庵梦忆》及谈迁之《国榷》、《枣林杂俎》等文献在记载明成祖生母时，均引《南京太常寺志》，傅氏同时参以《明史》、《明实录》等文献，提出了明成祖生于碽妃的观点。他所依据的核心史料为《南京太常寺志》，此《志》虽不可见，然诸书皆引，即便《康熙字典》“碽”字下也祖述其说。傅斯年由此断定，“《太常志》当为官书性质”，其价值“与传说不同”。既然成祖之母为碽妃，何以《明史》、《明实录》等文献屡载成祖所说“朕高皇帝第四子”、“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傅斯年认为“在此等互相矛盾而两面皆有有力之史料为之后盾之时，只有一解可以通者，即成祖生于碽氏，养于高后，碽氏为贱妾，故不彰也”。②这一考证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首先引起了朱希祖的辩难。
    朱希祖于1933年撰写了《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强调傅斯年的观点难以成立。他通过对《明史》的深入考察，指出《南京太常寺志》存在四点疑问：一是，明太祖有二十六子，而《太常寺志》仅记二十子；二是，自楚王以下的十六子，不知其母姓氏；三是，有位号的妃子中，仅记载李淑妃；四是，记载马皇后无子，取其他嫔妃之子以为己子，并载懿文太子、秦晋二王为李淑妃所生，成祖为碽妃所生，这种记载有悖《玉碟》、《实录》，所以《太常寺志》的价值值得怀疑。他又参酌其他文献，提出了“疑高皇后无子之说似不足信”；“疑周王非成祖同母弟之说不足信”；“疑碽妃即《广阳杂记》之甕妃，亦即《蒙古源流》之洪吉喇氏”；“疑天启《南京太常寺志》之不根据典礼”四种观点。③
    傅、朱二人的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吴晗的重视。他搜集明人有关明成祖生母记载的各种史料，将之分为五种说法，并一一做出剖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燕王、周王俱庶出”，“高皇后无子”，“碽妃为成祖生母”等观点。可以看出，在主要观点上，吴晗主张明成祖之生母为碽妃，实为傅斯年的观点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论证依据。与此同时，吴氏针对朱希祖的一系列疑问，毫不客气地批评朱氏“见闻太窄”，其疑问“都是神经过敏，而且完全不合论理”。④
    针对朱希祖对傅斯年的辩难，史语所中从事《明实录》校勘的李晋华也参与其中。他于1936年发表了《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首先论列明清文献有关明成祖生母异同诸说，在此基础上对傅斯年与朱希祖的文章作出提要与分析。李氏称誉傅斯年的观点，实是“揆情度理之论，足以解众惑而定一是者也”。而他在《明成祖生母记疑辩》的提要中，则对朱氏的主要观点一一予以驳斥。显然他同青年明史学家吴晗一样，站到了傅斯年一边。下篇分为“太祖早年纳妃之多”、“太祖曾纳庚申帝妃”、“燕、周同母说之由来及其影响”、“碽妃生成祖及碽妃、汪妃、甕妃之异同”、“《国史玉牒》与《南太常志》乖反及《南太常志》不言周王所出之原因”五目进行论证，尤其是对朱希祖所言《南京太常寺志》为天启时沈若霖所撰，在天启之前未见有关文献记载碽妃的说法进行了细密的辨正。他考订出何乔远之《名山藏》成书于天启之前，早于沈若霖所编之《南京太常寺志》，其间已引用“碽妃生成祖”之说，从而说明“碽妃生成祖之说已由来久矣”，沈若霖在编辑《南京太常寺志》时“盖有所本”，而非臆说。⑤傅斯年在读过李氏之文后，为之作跋，以答朱希祖之辩难。他说：“余深佩其（指朱希祖，引者）持论之从正，尤感其教诲之义，然反复读之，仍未能弃吾前说。”原因在于朱氏之文，“未充举事实以破吾所疑”。傅斯年针对朱希祖所言孝陵享殿之“配位次序及数目，全由内侍阉人随意排列，且时有更变，不拘典礼”等说法，提出反证：“孝陵享殿座次非同十字路头茶肆中客座，可以任意移易，其神龛棹自亦笨重之甚，且当为附着在建筑上”，并非阉人能够随意颠倒的。同时，他在文中进一步申明了明成祖与周王同母直接记载于《明史》，成祖与懿文太子异母则暗示于《明史·黄子澄传》与《周王传》。⑥
    三位年轻的明史专家在表述自己观点的同时，均将矛头指向了朱希祖，于是朱氏又作《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一文，与吴晗、傅斯年、李晋华三人商榷。他对吴晗批评他“见闻太隘”反唇相讥，指出《太祖实录》之再修本已经沉于水，今人不可见，但吴晗却能利用此版本；又指斥吴晗将鲁府所刻之《天潢玉牒》误为《鲁府玉牒》，“此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书，吴君能见及之，益使余自愧闻见之太隘”。针对傅斯年之文，朱希祖指出了“两大谬误”：一是把《天潢玉牒》与《皇明玉牒》误为一书，二是将孝陵乡殿与南京的奉先殿混为一谈，进而对这两点作出了考证。对于李晋华所言《名山藏》与汪妃、甕妃、碽妃同为一人之说，朱氏也进行了考证与辩解。⑦然而我们只要认真比勘傅斯年、吴晗、李晋华与朱希祖之文章，便不难发现：朱氏对傅、吴、李三人的辩论有时的确击中了要害，有时则是无的放矢、或者是无关宏旨的细小考证，⑧但并未能动摇傅斯年等人的核心观点，故“明成祖生母为碽妃”之说，在后来的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⑨
    学术界普遍认为，朱希祖《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发表之后，这场学术辩论亦告一段落。⑩其实，不仅傅斯年又写了商榷文章（11），而且事隔数年之后，另一位青年明史研究专家王崇武又于1947年发表了《论皇明祖训与明成祖继统》（12），接续了这场讨论。他在文章篇首说道：“关于明成祖生母，近人辩论已多，然综贯两造持说，择其近情理者，则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之推测，盖可成立。”然而他的研究旨趣并非继续搜求旁证，而是要探寻明成祖冒充嫡子的深层次原因。他注意到《皇明祖训》在成祖起兵与篡位称帝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于是对这一课题作出了深入探究。王氏所论，实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讨论有所关联，只是他的探讨是在肯定傅斯年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官书“伪造隐讳之故”，即成祖冒嫡的“背景与根据”所作的阐发，因此仍可看做明成祖生母问题讨论的延续。
    在当时明史研究较为薄弱的情况下，这场以明成祖生母为主轴的讨论，无疑为20世纪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并且参与讨论的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皆为当时学界屈指可数的明史研究专家，从而使得问题的研究在讨论中逐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