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的异趣
    这场学术争论的导火索，尚须从傅斯年的《明成祖生母记疑》说起。傅氏在行文开首说：“民国十八年冬，北平一个不相熟之书肆携一抄本求售，凡二三十叶，而索价奇昂。其中所记皆杂抄明代笔记之类，不能自称一书。询朱逖先（朱希祖）先生此书何如，朱先生谓其皆是零抄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遂还一价，而余赴京。两月归来，此书已为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觉可惜。……原抄录自何书，当时匆匆南行，亦未记下。自己抄写不勤，史料轻轻放过，实不可自恕，记之以志吾过耳。”在朱希祖看来，与其说是傅斯年在自我检讨，不如说是傅斯年埋怨他。所以朱氏在《明成祖生母记疑辩》的首段便说：“傅斯年君所撰《明成祖生母记疑》一篇；篇首所记，颇与余有关，不得不与傅君分任其过者。”由是开启了傅、朱之间的学术辩论。
    辩论文字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两人不同的史料观念。傅斯年考证明成祖生母问题，除了依靠《明史》、《明实录》等官书之外，大量运用了《广阳杂记》、《明诗综》、《陶庵梦忆》、《国榷》及《枣林杂俎》、《蒙古源流》等私人记载，并将官私史料比较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而朱希祖的文章，几乎无出官书记载，如他依据《明史·诸王传》及《公主传》说明高皇后实生五男二女；依《明史》辩朱彝尊、张岱之说；又依《明史》驳斥成祖与周王同为碽妃之子；等等。这样的辩驳文章在论证上略显无力，难怪傅斯年在《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中说朱氏的文章“近于辩论，鲜涉证据”。在傅斯年看来，朱希祖论证的软肋在于过信官书记载，尤其是深信《明史》与《明实录》，并以此为论证的核心史料。傅氏指出：“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实录》，此自为史学家持正之立场。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吴晗援引朱希祖“若碽妃果为高丽人，则太祖高丽妃韩氏载之《明史·公主传》，亦必本于玉牒”的结论，以批评他“见闻太隘”，并强调“此官书并不一定可靠，而且明初《玉牒》即已经过几度修改，《明史》所据为修改过的官书，朱先生却以此事不见于官书，不见于《明史》为疑，这也未免是‘缘木求鱼’了”。无独有偶，傅斯年、吴晗共同指出了朱希祖论证的缺陷。尽管朱希祖在回应傅斯年、吴晗这一批评时，专设“辩过信官书”一目，但仍不能掩饰其对于“官书”的迷恋。
    这场讨论涉及傅、朱二人的史料观念问题，由此不能不对傅斯年的史料观作出考察。傅氏强调“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目的是要拓展史料来源，矫改“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13）故他对明成祖生母问题的探讨极为重视史料的扩展，而不专注于官书记载。他认为，欲要推进史学的科学化，比较研究必不可少。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将比较方法分为八类，其中之一便是“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并一再申述“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因此有将官家记载与私人记载对勘之必要。（14）而《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的撰著，正是他建设“科学史学”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的体现。相较于朱希祖两篇辩论文章所含摄的史料观念而言，似乎与傅斯年的主张有着较大的区别。故王汎森评价傅、朱二人的讨论说：“姑不论双方实际的胜负以及后代史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争论本身便突显当时两派史家对于史料截然相异的看法。”（15）
    再者，傅斯年等学人将研究视不断由汉族为中心向四周的少数民族为中心拓展，显示了与旧派学者不同的治史理念。当傅斯年推论碽妃为明成祖生母时，朱希祖认为碽妃之由来是因汉人简称元顺帝之妃洪吉喇氏为洪氏，一变而为《广阳杂记》之甕氏，再变而为《南京太常寺志》之碽妃，用以区别汉姓。在朱氏看来，傅斯年坚信碽妃为明成祖生母，仍然不啻为相信成祖“仍为元顺帝之子而已”，与陈寅恪相信“李唐为胡姓之说”，“同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此不可不重为辩驳者也”。有学者认为，朱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理由，但也似乎过于言重了”（16）。这种观点诚为不误，但朱希祖的言论更多地反映出他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视角的不同。
    对此问题的考察，还应当结合朱希祖与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讨论。陈寅恪于1931年发表了《李唐氏族之推测》，主张李唐为后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之后裔，而自称西凉李嵩之嫡裔。（17）三年后，他又作《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言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出于“赵郡李氏衰微之支派”，后来渐染胡俗，至李虎入关之时，东西分立之局面已定，于是“改赵郡之姓望而为陇西，因李抗父子事迹与其先世类似之故，遂由改托陇西更进一步，而伪称西凉后裔”。所以陈寅恪断定，李唐一族的崛起，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18）对此，朱希祖指出陈寅恪的结论“与指明成祖为元顺帝子，同其谬误”。究其所自，陈寅恪、傅斯年的研究视野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汉族中心观，而是重视汉族与其他民族之关系研究。这种研究明显触痛了朱希祖的民族主义情感，所以他才说：“自唐宋以来，惟最弱之宋，尚未有疑为外族者，其余若唐若明，皆与元、清同为外族入居中夏，中夏之人，久已无建国能力，何堪承袭疆土，循其结果，暗示国人量力退婴，明招强敌加力进取。”（19）隐含地指出陈寅恪、傅斯年的研究暗示中华民族已经衰弱，为外族的入侵张本。朱氏甚至曾致函傅斯年说，只要研究结论是成祖“非元顺帝子，其他是高皇后子，非高皇后子，无关弘旨，不必再辩”（20）。
    且不论傅斯年、陈寅恪与朱希祖之间讨论的结论孰更正确，但从中可以看出两派学人研究视角的迥异。陈寅恪在给陈垣所作的《敦煌劫余录》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1）意谓陈垣之敦煌学研究诚为“预流”之学问。陈寅恪于此处所谓的“预流”，实指预世界学术之“流”，主张与国外学者在共同的研究领域里开展竞争。正如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指出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这表明他们已对外国人重视而中国人忽略的“四裔”问题予以关注，并认为中国学者需要在这些方面与外国学者互相竞争。可见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治学的视野已经从中原中心区辐射到了四周，从而与国外汉学研究者有了共同的交集。
    章太炎在1924年发表的《救学弊论》中谈到当时学界有五大弊病，其中之一便是“审边塞而遗内治”（22），说明章氏已经注意到了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只是他将这一研究趋向归于学术研究的一大积弊而已。作为章氏得意弟子的朱希祖，明显继承了其师的这一观点。章、朱师徒反对的学术研究取向，恰好成为傅斯年等人努力开拓的方向，这种对于史料观念、研究趋势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史家的学术分野。
    傅斯年与朱希祖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探讨，看似纯粹学术观点的争鸣，但这一分歧以及双方互相的辩难，也与傅、朱二人矛盾的激化有所关联。也即是说，傅、朱二人的矛盾为学术辩论起到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朱希祖是傅斯年在北大就读时的老师，傅斯年对其极为尊敬。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东迁至北平，傅斯年亦随之入北大史学系，与朱希祖成为同事关系。1930年12月，史学系学生散发了“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的传单，指责朱希祖“无学无识”而又“嫉贤妒能，排挤教授”，因此“决不配干史学系主任”（23）。随后，朱希祖被迫辞去史学系主任一职。在朱氏处于“学潮”困难之时，正是傅斯年向史学系学生澄清事实，为朱希祖作了辩护。所以事后朱希祖对傅斯年非常感激。不久，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便向朱希祖下发了“专任研究员”聘书。稍后，朱希祖又要求在北大复职，这就与中研院规定去任研究员必须辞去其他院外一切职务，去事研究的章程相违，使傅斯年愤怒。这件事恐怕是促成这场争论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