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经典”之作，这是毋容置疑的。郭沫若独辟“草径”，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地运用于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确立起全新的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体系，为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科学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他在史料运用上破除仅仅依据历史文献的局限，将其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踏进甲骨文、金文研究等领域，朝着“古史新证”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履。这都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主流看法，长期以来已被学界反复论说，可谓理据兼备。
    不过，倘细究起来，一部“经典”之得以确立，往往还有其值得认真辨析的多重“机缘”。作品本身的品质和潜能，以及它与时代及其思潮的际会，固然是主要因素。然而，如果叙述的焦点仅仅局限于此，那么，原有的“经典化”分析似乎就显得“线性”和单调了些。其实，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化”过程中，作品之外的许多主观因素似乎也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这主要包括当时学界主流对作品进行的若干中立的判断与积极评介、现代史学史叙述的建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意外宣传，以及作为诗人的作者郭沫若的“自鸣”，等等。这些因素协力推动，共同参与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化”过程。
    一、来自主流学界的独立判断与积极评介
    学者著述的学术价值能否得到当时学界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到以后有无“经典”化的可能。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正式出版于1930年，此时的民国史学主流正值由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新派”学者所占据。此外，以南方的中央大学（其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代表的“南高学派”、围绕着吴宓而成的“学衡派”等，在当时的史学界也有相当的影响。众多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均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给予较高的评价，他们中不乏一些史学名家。这些学者均属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他们对该书的高度评价应该没有太多学术之外的因素的考量，可将其视为建立在“了解之同情”上的独立判断。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确实有不可忽视之贡献，同时在客观上成为该书此后“经典化”的最初推力。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历史悠久、声誉甚盛的一家报纸。在民国时期，《大公报》的专门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其中，吴宓在1928年1月至1934年1月期间主持的《文学副刊》可视为其代表。该刊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嵇文甫和张荫麟的两篇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书评。这在《文学副刊》乃至民国书评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书评者在学界的显著身份、批评的同时所给予的高度肯定、现代报纸发行和传播的广泛影响三者的“合力”，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后在学界的“流行”当有不可忽视的助推之功。
    张荫麟年少成名，清华求学期间就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可惜年仅37岁便英年早逝，然因其“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深得学界赞誉。钱穆曾许之完成“中国新史学之大业”。[1]时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张荫麟在评论中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二册等量齐观，认为它们是1930年国内史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品。他认为郭沫若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他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这比较准确地指出了郭沫若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古史，从而在研究方法上所作出的贡献。在张看来，这条“路径”在了解古代社会生产情形和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制度的变迁”排列“生产的次序”等方面具有多个优点，因此，“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2]嵇文甫在书评中整体肯定此书“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敬仰。”[3]
    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那时古代东洋的秘密，真的只有靠东洋人才能发见的了。”[4]（P100-101）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则认为郭沫若是“第一个想起在《易经》中寻找那时代的生活与社会组织的材料”，“书中最有意义的是据卜辞以研究殷代社会的一长篇”。他肯定该书是一本“有价值的书”，认为它体现出了作者“强毅的精神，鲜明的思想和广博的学力”，“对于人们认识殷代的知识及古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已有很大的贡献”。[5]对于马伯乐的评价，郭沫若专门写了《答马伯乐教授》一文，以感谢其称许，并有所讨论。
    此外，“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古史辨派领军人物顾颉刚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有不含政治偏见的高度肯定。董作宾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6]（P614）顾颉刚在1945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7]（P100）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民国史学主流提出了许多批评，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开辟史学研究新路径、提出精辟独创的古史主张、考释甲骨金文等新发现史料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均得到了他们高度肯定。后来，在1946至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过程中，郭沫若因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突出成就，得到了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提名推选，并最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也成为唯物史学阵营中唯一入选的学者。这可以算是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民国学术中“经典”地位确立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