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学术史叙述的建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显然是指其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地位而言的。而学术史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永远是被叙述出来的，不会自我呈现。如果将前述的非唯物史学阵营史家对该书的高度评价，视为属于以史料考证派为中心的史学史叙述框架的话，那么，以唯物史观派史学为中心的史学史叙述，则是唯物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典”地位最直接、最重要的建构话语。而在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叙述中，意识形态考量显然被放在了显著地位，甚至被放在了首要地位。[8]这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叙述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唯物史学阵营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叙述之前，有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话语与此密切相关。
    一是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以及其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所谓“托派”和国民党“新生命派”等的批驳，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二是1941年11月16日中共举行的“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暨50寿辰”活动，以及周恩来发表的《我要说的话》。由于在先前的反“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鲁迅已经去世，中共此时将郭沫若作为了继鲁迅之后的“文化旗手”建构对象。周恩来说：“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至于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周恩来进而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40年代初中共对郭沫若的“文化旗手”革命地位的建构和来自最高领导层对其历史研究的直接评价，深刻地影响着以后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史学史叙述。
    就在庆祝活动当日，《新华日报》即登载了潘梓年的文章《诗才·史学·书征气度》，称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方法是客观的、周密的、谨严的”。[9]紧接着在第二年，尹达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又相继在《解放日报》《群众》周刊①上发表。尹文第一次从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角度给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该书“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巨著，从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上看，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10]发表在中共机关报刊上的评论文章的分量自然不轻，这些结论也长期影响着此后史学史叙述中有关郭沫若及该书地位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涌现出了几部重要史学史著述。它们是白寿彝的《六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概论》，以及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三部论著是新中国建立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最权威、最系统的论述。因此它们出版后立即成为中国史学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指导性文献。白寿彝重申了尹达37年前的观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这是继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要著作。”[11]并肯定了其“革命”意义：“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同志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12]（P334）尹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力地回击了各种奇谈怪论，鼓舞了大批处在徬徨中的革命者，尤其是一代青年，使他们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了对于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要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信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代表了历史科学发展的方向。”[13]（P514-518）
    上述几部带有指导性意义的史学史论著中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述，基本上确立了其在中国史学版图，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奠基”“划时代”的“经典”地位。当下，人们不断强调要“重写学术史”，学术史叙事分裂的规模与剧烈程度均远甚于以前，既有试图绕过占据主流地位达40年之久的唯物史学，而径直提出“重续民国学统”，也有唯物史观派在学术史叙述上的“自我突破”。然而，在这样的“重返经典”“重释经典”的学术语境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地位并没有被颠覆，而是再一次得到了确认。例如，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的“学术回眸”热潮中，回顾、整理总结过往百年中国学术之成果，成为学界时尚。尽管人们对20世纪中国学术或秉持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并由此在评判标准等方面亦各有所重，然而，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皆将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列入到各自的“经典系列”之中。
    三、意外的宣传者：社会史论战的集中“攻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暂时沉寂下来。为了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从1928年起，国内社会科学与思想理论界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各派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或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争论不休。随着讨论的深入，参加论战的人们都感觉到：要认清现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把目光从现实转向历史，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加以理解。于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便转向对中国历史的讨论，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因为讨论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现实紧紧纠结在一起，所以，论战在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广泛共鸣和持续关注。
    以论战的主阵地--《读书杂志》为例，自第二期登出朱伯康的《中国社会之分析》一文，宣告论战开始以后，该杂志连续出版了四部论战专辑，每辑均超过四十万字。第一辑于1931年8月1日出版，系《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篇幅虽然很长，仍然受到学术界、思想界、青年学生的欢迎。销路一路看涨，出版后仅十日，初版就全部售完，随即再版、三版，至九月底已印了四版，一个月内售出十余万册。其后的第二、三、四辑的畅销情况与第一辑相似，历久未衰。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持“魏晋封建说”的代表学者何兹全，曾对论战在当时社会和思想界所引起的极高关注度回忆道：“论战是中国社会史各种问题的全线战争，到处都是战场”。当时20岁左右的他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14]
    而就在这时，避居日本的郭沫若已经率先着手对中国过往的社会进行“清算”，1930年3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上海出版。此书在现实上针对的便是当时蒋介石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和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正如他在序言的结尾写的：“目前虽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学者的强烈反应。有人后来形象地描述说，当时“许多学生夹着由联合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奔走相告，欣喜雀跃，仿佛从迷雾中看到了一丝光明”。[15]
    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内容的紧密契合，以及就中国古史提出的一系列独树一帜的看法，使得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了此次论战的焦点和各方攻击的“靶子”。针对他的论战文章非常多，许多论战者更是在直接批判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古史观点的。顾颉刚在1947年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它的影响却反不大，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7]（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