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这“意外的不当的攻击”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因为随着现代杂志的大量出版发行，这些“攻击”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作用，使更多的人从另一侧面了解到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古史主张。这或许是论战中许多“围攻”郭沫若的批判者所没有想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论战中，这些批判者在理论上对唯物史观的把握仍很肤浅，在材料上尚达不到郭沫若对古籍文献、甲骨金文的认识和运用水平，自然也就难以取得较好的批判效果。所以，尽管“他们的靶子是郭氏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但是“论战并没有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驳倒，反而是在读者中增加了信任感，”[16]（P5-6）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其在中国思想与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侯外庐先生后来回忆说：“在这场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高涨。我就是在论战高潮中，由于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的。”1930年，留学法国的侯外庐经由莫斯科回到国内后，即写信给郭沫若，请教古史研究的问题。抗战期间，二人相识于重庆。自此以后，侯外庐得到其多方面的“教言”和“帮助”，“一直把他（郭沫若）看作是一位使我深受教益的老师”。[17]
    四、诗人郭沫若的“自鸣”
    在一部作品的流行和“经典化”过程中，作者自己在作品之外的努力和“自鸣”往往也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说来，作者借助于自我完善（不断修订自家作品）、自我阐释以及自我定位，有效地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与史家的评价。这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之路中有着典型的体现。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之后，郭沫若对该书不断地进行的自我“批判”和修正完善，表露出的恰是对自家研究的自信和历史定位--不满足于“开创之功”，而要苦心经营，以成“经典之作”。另一方面，在郭沫若的“自叙”等文字中，作为诗人和文学家的郭沫若对流亡异邦期间，在遭受“艰难迫害”的环境里写作该书的前后经过的细致描写，使该书学术之外的“革命”意义也得以呈现给读者，深刻地影响着该书的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1930年，近代著名出版人，同时也曾与创造社关系密切的泰东书局前编辑张静庐独资成立了上海联合书店。在成立之初，张曾询问身处日本的郭沫若有没有社会科学方面的译稿。郭沫若的答复是，他正在赶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著作，即将完成，可以交给联合书店出版。“郭沫若还特别声明，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一部著作。”[18]（P138）在写作一开始就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充满自信，并自称其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到了40年代，郭沫若依然肯定“本书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似有它的独到处，在十七年后的我自己也写不出来了。现在读起来，有些地方都还感觉着相当犀利”。[19]（P281）
    自信的同时，自初版后，郭沫若也不断地作自我批判，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进行修正。郭沫若曾说：“我自己研究古代已有二十几年了，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随时在补充我的旧说，改正我的旧说。我常常在打我自己的嘴巴。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人有错误是经常的事，错误能够及时改正，并不是耻辱。”[20]（P109）后来专门做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长文，作为开篇收录在《十批判书》中。同时作“后记”，详细介绍了自己此前的研究情况。②此后，郭沫若对自己的古史主张仍不断进行批判和改正，在50年代初最终完善了自己的古史研究体系，方才结束了这二十多年的“补充”与“改正”。郭沫若的这种修正固然体现出的是善思易变的治学特点和追求真理的学术风范，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提示，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创之功”的自信、自得，和在此基础上力图使之“经典”的潜在预想。
    作为读者，人们一开始就知道，郭沫若在日本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异常艰难，既有严重的政治压迫，还有沉重的家庭牵累、研究资料的匮乏……而读者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郭沫若在流亡异邦的如此艰难环境下“奋发而为”的故事的呢，答案就是郭沫若自己关于此书的若干“解题”“后记”和专门的“自叙”。
    郭沫若在1929年9月21日作的“题解”中说，写作该书遇到了“作者生活的不自由，参考书籍的缺乏，及其他种种纸笔所难写出的有形无形的艰难迫害”。[21]（解题P2）在1945年9月28日作的《十批判书》的“后记”中，郭沫若再次提及：“1926年我参加了北伐。不幸仅仅一年多，我又不能不向日本去度亡命生活了。亡命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22]（P408）这些“解”和“记”，加上郭沫若陆续发表的自传性著述，如《创造十年》（作于1932年）、《北伐途次》（作于1936年）、《创造十年续编》（作于1937年）等，就基本上为读者勾勒出他北伐革命失败后，被迫亡命日本，艰难从事中国古史研究的大致情形。所以，1935年，王森然在为郭沫若作传时，所据材料几乎全部是郭沫若“自述之记载”，所传事迹与郭沫若自叙内容如出一辙。王森然写道：“先生参加实际工作失败以后，社会压迫，政治压迫，经济压迫尤甚。再加以文坛敌对之攻击，为创造社而奋斗，更无往而非在压抑中图生存，在死路尽头找生路。中国虽大，终不能容此在艰难困苦之中以从事新文坛之推进运动者存在也，于是又逃亡日本。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期开始矣。”[23]（P366-367）
    特别是在《我是中国人》中，郭沫若用了较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他在日本写作自己的“三部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时，所遭受的“艰难迫害”，包括牢狱之苦、行动被严密地监视、高烧使身体“终竟不能支持”、邻居“戒备而轻视的眼光”，等等，然而最后在“我是中国人”的坚强信念的支撑下依然取得古史研究重大成就的“奋斗”经过。
    鲁迅曾把日记粗略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正宗日记，另一类是“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有厚望焉”的著述性日记。[24]（P290）1933年8月，泰东书局准备出版《郭沫若书信集》，郭沫若在序中就说：“写这些信的动机，我自己是很明白的，一多半是先存了发表的心，然后再来写信，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十二分的矜持。凡是先存了发表的心所写出的信或日记，都是经过了一道作为的。”[25]（序P2）看来，郭沫若的一些日记，尤其是上述“自叙”是属于著述性的。那么，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言，通过郭沫若的这一系列“作为”和“自鸣”，郭沫若写作该书的艰辛和“奋发而为”被建构起来了。这深深地影响着读者和后来者对它的情感认知和“经典”叙述。例如，侯外庐就曾以此作为自己的榜样：“我深知，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在态度上，我更是念兹在兹，要求自己尽可能地严谨。一九三五年夏天，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我常以郭沫若在流亡中作有意义的研究来勉励自己。”[26]（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