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演绎方法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史家鉴于汉唐史学注疏附会和宋明史学驰骋议论两种治史学风造成的积弊，明确地揭出“空所依傍”的学术宗旨③，主张抛开前人对儒家经典和上古历史的臆解和附会，通过音韵训诂和史实考证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然后断以己意，阐发新的史学思想与历史见解。崔述在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和父亲崔元森的启蒙教育下，形成治史不依傍前人的自觉意识。他说：“南方人初读《论》《孟》，即合朱子《集注》读之；《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后，再读经一二种，然后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先君教述读注皆不然，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后经、注合读亦五十遍，于温注时亦然。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文之义为注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8]卷1《家学渊源》崔述治史把经传与注疏分开，认识到两者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想，产生出疑古辨伪意识，确立了宗《六经》而疑传注和诸子百家的考史宗旨。他在历史考证中“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悖者，然后知圣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后人晦之者多也”[1]自序。崔述不依傍历代史家对古史的穿凿附会之说，主张历史考证应当取信于《六经》。他说：“不使百家之言杂于经，而后经之旨可得；不强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后所知者无所淆。故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于古人之言无所必于从，无所必于违，唯其适如乎经而已。”[8]卷1《赠陈履和序》崔述在考辨谬说伪史的过程中，发现后人记载和解释前代历史往往造成历史事实的失真，于是把距离上古三代历史最近的《六经》和后人附会的材料剥离开来，以求恢复历史的真相。
    首先，与乾嘉时期其他史家相比，崔述考史更多的是使用演绎方法，逐层剥开经传混杂的乱丝。他考证上古史官的起源，通过演绎事实否定了伪孔安国《尚书序》所谓“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并且认为黄帝时就有史书的传说。崔述指出：“典籍之兴，必有其渐。苍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后作甲子以记日；至于羲、和，然后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后有史书也。”[2]卷下《总目》这是采用推理方法，由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一般原理，推演出中国古代史官设置和史籍产生也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特殊情况。同理，崔述还考证我国上古时代的发明创造，批驳了司马贞关于黄帝时期创造了各种物质文明的臆断。他说：“《补本纪》称包羲氏作二十五弦之瑟，神农氏作五弦之瑟。按：风会之开，必有其渐。故包羲氏教佃渔，神农氏教耕耨，黄帝氏垂衣裳，虽圣人不能一世而尽创也。然则礼乐之兴，当在唐、虞之世，包羲、神农未暇此也。安有茹毛饮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茧成丝，则何不先为衣冠而乃以为弦？苟能斫木成器，则何不先为栋宇棺椁而乃以为瑟也？此皆后人猜度附会之言，故并不取。”[9]卷上《神农氏》通过演绎分析，拨开了历代学者附会强加给古人的种种神秘面纱，考证清楚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得到了理性认识。崔述疑古辨伪之所以能取得突出贡献，与他运用逻辑演绎的考史方法密切相关。
    其次，崔述认为上古伪史系统的形成主要是秦汉以后的学者把先秦诸子百家的寓言衍变为实事和把上古三代的实事递传致误两种途径。他说：“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于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2]卷上《释例》针对前一种情况，崔述采取的考证方法是“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2]卷上《释例》。针对后一种情况，崔述采取的考证方法是“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2]卷上《释例》。在具体的历史考证中，崔述提出考证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方法是“考其时势”，通过考辨传记之言记载的历史事件是否符合该时代的客观形势，以确定其是否属于历史事实。他考证伪《古文尚书·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称召公为太保之误说：“《书·君奭》篇序亦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然则是召公于成王时始为太保，不得于武王时豫书为太保也。周公不得为武王师，召公安得遂为武王保也？作伪《书》者盖见《召诰》、《顾命》之于召公皆称之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于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正如《吕览》之称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者然，皆由于臆度而伪撰，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6]卷8《召康公》根据《尚书》的记载考证出伪《古文尚书》在武王之世称召公为太保于时代不符，因而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还考证《诗·扬之水》卫宏《序》所谓“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说：“宣王之世，荆楚渐强，故封申伯于申以塞其冲。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渐弱，不能自固，故发王师以戍之耳，非以申为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许何为者？……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国，非私之也。谓平王之戍申为私其舅，则宣王之封申亦为私其舅乎？谓平王之戍甫、许以申同姓故，则宣王之城齐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说《经》者不考其时势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10]卷3《王风》通过考证申、吕、许三国战略地位和周平王时楚强周弱的形势，否定了前人所谓周平王因母舅及其同姓之故而发兵屯戍三国的主观臆度之说，强调考察客观历史时势的重要。崔述考史尽管没能摆脱儒家经学的束缚，疑传注与诸子百家而仍宗经义，但和前人相比，他的历史考证中突出强调“考其时势”以揭明历史事实的方法，理性意识无疑大大增强，因而能够产生出最深刻的疑古辨伪思想，自觉对远古历史求实考信，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揭明历史的真相，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考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