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的比较方法
    在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中，崔述无疑是一位最具历史意识的考史学家④。他不仅把古今历史发展看作一个演变过程，强调古今时代的差异，而且主张把不同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还原到各自所处时代，反对混淆时空概念，不分时代而任意附会古今历史。崔述指出：“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余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于羲、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9]卷下《黄帝以后诸帝通考》崔述考证上古三代历史，自觉运用参互比较考证方法。他明确阐明自己的考史方法说：“述幼痴钝，长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独好参伍古今事迹，辨其是非真伪。”[8]卷1《上汪韩门先生书》崔述批评清代某些考据学家汛滥骛博，陷入烦琐考证之弊说：“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于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2]卷上《释例》他主张多闻并非矜奇炫博，以通人自命，而是搜罗各种相关史料，运用参互比较考证的方法，考证历史事件的真伪，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崔述之所以敢于对前人附会杜撰的上古三代历史疑古辨伪，得益于采用“类而辑之，比而察之”[2]卷上《释例》来参互考证先秦儒家历史记载的方法，考证出汉、晋以来学者相传的古史系统与先秦文献记载相互矛盾，证明参互考证方法是崔述经常运用的方法。他说：“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讫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是知伪托于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2]卷下《总目》崔述采用这一辨伪方法考证历史，发现“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醇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2]卷上《释例》。他在这种历史意识支配下，形成了不以后世历史发展状况揣度前代历史事实的历史考证方法论。
    崔述指出：“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9]卷下《黄帝以后诸帝通考》然而，历代总有一些史家根据其所处时代的某些社会现象臆测古代的历史事实，附会出许多伪史。例如上古三代篡权夺位和禅让制的产生都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不能用秦汉以后的历史事件相比附作出结论。崔述考证后羿代夏的事件说：“古之所谓篡者，夺也，德不足服天下而以力强夺之谓篡，非有若后世之阳奉其名而阴操其柄，若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也……太康之时，去天子不相继之时仅二百年，去异姓相继为天子之时仅数十年，是以天下诸侯畏羿者自事羿，亲夏者自附夏，而稍远者则各自保其土，不得以汉、晋之事例夏初也。”[12]卷2《夏中衰之世》他也不赞同后世史家所谓舜禅位于禹的说法：“尧之禅舜，特也；舜之未尝禅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后人但见商、周之继，而遂以为自尧以前亦然；但见舜、禹之相继为天子，而遂以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独不然？由是传贤、传子之疑，纷纷于世。”[3]卷4《舜治定功成》崔述对舜、禹的评价是否正确，固然可以商榷；然而指出某些史家治史以后世情形概括前代历史的错误，则是相当卓越的识解。秦汉以后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禅让制也就行不通了。他说：“汉儒考古不详，误信战国无稽之说，而列之于《记》，载之于《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婴，曹操假之以篡献。不独婴与献之实未尝禅也，即令果禅，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汉之天下非婴、献所得专也。”[3]卷1《尧建极》上古尧、舜传贤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后世社会发生了变化，所以如燕王哙之于子之、汉孺子婴之于王莽、汉献帝刘协之于曹操，妄师古人之貌，因而禅让制失去了本意。再如崔述针对宋代朱熹《论语集注》认为“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的做法考证说：“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不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6]卷2《文王下》他归纳了历代史家大量以后世事实误解上古历史的错误做法，最后总结说：“世之论周者，于大王则以为有翦商之志，于王季则以为为商牧师侯伯而见杀于商，于文王则以为为商三公而囚于羑里，于武王则以为父死不葬而伐商，为伯夷、叔齐所斥绝，似后世羁縻之属国，桀骜之君长，若晋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贡而明日扰边，弱则受封而强为寇者。呜呼！曾谓圣人而有是哉？盖其所以如是说者有二：一则误以汉、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时势，一则惑于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经传。故致彼此抵牾，前后不符。”[6]卷1《大王王季》揭示出三代以前与秦汉以后社会历史的显著差异，强调史家不能用后世封建皇朝中央政权与周边附属政权的关系为参照考察古代封邦建国制度，阐述了正确的历史考证方法。
    崔述总结出历代学者以后世社会标准评价前代历史而造成伪史的普遍现象，对我国传统史学中关于上古历史系统的各种学说作了系统审查和考证，形成了不能“以后世之事例上古”的考史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史方法论意义。他反对把后世形成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主张把真实的历史和后人附会而成的伪史区别开来，揭开了许多古史传说的谜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与方法论成就。这种考史意识具有极其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方法论色彩，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中确立历史主义地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参阅陈其泰《论崔述的古史新说及其价值观》，《河北学刊》1987年第6期；赵光贤《崔述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和局限》，《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崔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邵东方《崔述的疑古考信与史学研究》，《学术月刊》1992年第10期；张利《崔述古史辨伪学说的现代审视》，《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等等。
    ②参阅罗炳良《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以考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之说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③戴震的主张，比较具有代表性：“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见《戴震全书》第六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495页。
    ④参阅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