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溯源方法
    在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中，崔述天才地意识到古史系统中羼入许多后人臆度附会的成分，不尽属于历史的真实。而且离开上古时代越远，后人附会的历史源头越长，造伪的成分越大。他发现“《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如是也”[9]卷上《开辟之初》。崔述通过探究各类古史传说的起源，考察它们在流传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轨迹，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形成了循流溯源的历史考证方法论。
    首先，崔述认为一种学说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必然有一个长期的流传和演变过程，而且时代愈后，传闻愈古，离开真实的历史事实就愈远，要想知道它是否正确，就需要考察其前后发展演变的关系，寻出它的源头来。他考证历代各种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观点的真伪，大多运用溯源方法。
    崔述考证前人所谓黄帝子孙分为十二姓之说的真伪，就是运用溯源考证方法。他认为自《国语》一帝子孙分为数姓之说出现以后，造成后世杜撰古史系统的弊端。崔述以世人把古代少皞部族附入黄帝一系为例指出：《大戴记·帝系》篇既说“黄帝产玄嚣”，“黄帝产昌意”，又说“黄帝产青阳及昌意”；于是司马迁撰《史记》，臆测玄嚣与青阳为一人；刘歆又以《左传》有炎帝、共工、太皞、少皞，而《大戴记》与《史记》皆无少皞，进一步臆断青阳即少皞；班固撰《汉书》，遂采其说。所以“自《史记》始以青阳为玄嚣，而《汉书·律历志》遂并以青阳为少皞，而其子孙名挚。由是皇甫谧以来诸编古史者，皆以少皞为黄帝之子矣……大抵《国语》、《大戴》、《史记》本皆不足为据，而《汉志》以为少皞，说尤荒唐，皆由于不察前人之言而妄以意度之，是以愈转愈误。而更后之人又震于其名，以为必有所据而云然，是以帝王之事颠倒错乱，不可复正，而不知其所据皆此类也”[9]卷下《少皞氏》。只要我们留心考察一下战国、秦、汉时期的造伪史，就可以相信崔述的真知灼见。造伪者制造出帝喾一系，说稷、契、尧属于帝喾之后；又制造出颛顼一系，说舜、禹属于颛顼之后；再制造出黄帝一系，说颛顼、帝喾都属于黄帝之后。《大戴记》、《史记》、《帝王世纪》诸书皆采其说，于是两千多年来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其实这个单线古史体系是把上古唐、虞和三代夏、商、周五个不同姓氏、各自独立的部族系统生拉硬扯到一起的结果。
    我国上古历史传说中有炎帝、神农、太皞、伏羲，西汉以后的历代学者多认为炎帝即神农、太即伏羲。崔述考辨这种学说的由来，追根溯源，考证清楚了这个问题。他说：“《汉书·律历志》以炎帝为神农氏、太皞为庖羲氏。后之学者编纂古史，皆遵之无异词。以余考之不然……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炎帝、太皞在黄帝之后，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皞，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由是言之，误刘歆、班固者，《吕纪》、《月令》；而误杜预、司马贞者，歆与固也。自是以后，学者益以口耳相传，而黄、炎之世次历二千年遂无复有正之者矣。”[9]卷下《炎帝氏》他通过追溯以炎帝为神农氏、太皞为伏羲氏之说的起因，发现西汉司马迁《史记》以前的史籍均无是说，自汉代五德终始、阴阳谶纬之学兴起以后，刘歆附会《吕氏春秋》、《礼记·月令》之文而始有此说，汉代以后以讹传讹，此说遂牢不可破。崔述的考证显然比前人更深入彻底，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其次，崔述认为后人对远古历史源头的认识应当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前代史家无法说清的历史事实，后人只能存疑，不应该凿空立论，凭主观任意附会伪造历史。他指出：“大抵后儒之失，皆在于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不知其名则亦已矣，必欲强指其人，无怪乎其舛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也。’是余所深慕尔。”[11]卷2《纣》阐述了多闻阙疑方法在历史考证中的重要性。
    崔述考证唐代史家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谓神农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传八代而至黄帝轩辕氏和明代史家南轩《通鉴纲目前编》所谓神农生临魁，临魁生承，承生明，明生宜，宜生来，来生襄，襄曾孙为榆罔的牵强附会之谈，指出：“经之所不书，传之所不述，彼晋以后之人何从而知之？……夫事略者易知，详者难考。神农之与炎帝，经传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为两人；况其子孙之名、之年、之谱牒，反能知之而历历不爽，有是理耶？”[9]卷上《神农氏》批评司马贞和南轩治史缺乏实事求是态度，因好奇骛博而导致矛盾百出，难以征信。
    崔述考证东汉卫宏所撰《诗序》，指出其杜撰之弊：“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册尚在，然已不能尽知，往往缺其所疑。三百篇之《诗》，经秦火以后，岂能一一悉其本末！……当楚汉之际，居于鲁而得孔子之真传者，已不能尽知也。今毛公乃赵人，作《序》者在后汉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其将谁欺？”[10]卷1《通论诗序》他发现《魏风》七篇和《桧风》四篇中没有一篇确指某君之名或某君之事，而比魏、桧两国早二百余年的齐、陈等国则一一确指无疑。何以远者知之确凿，近者反而不知呢？崔述由此得出结论：“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谥，皆载于《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10]卷2《通论十三国风》后人治史如果没有阙疑精神，强不知以为知，必然造成臆度附会，甚至伪造历史事实的弊端，给史学研究带来极大混乱。
    总之，崔述关于“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认识，揭穿了古史造伪的奥秘，对其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他强调后人对历史源头的认识不应该超过前人，是专指古代失传的名物、世系、制度等事实，前人既然没有办法说清楚，又没有任何传世材料以资考证，后人自然更没有办法弄明白。当然，古代失传的东西，有些以各种文物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被利用和认识。例如20世纪甲骨文的出土，使后人能够考证出商朝先王世系，解决了前人无法确知的问题。崔述在时代允许的范围内强调多闻阙疑的考证原则，不仅澄清了前人的种种失误，而且对历史考证方法论作出了重大建树。中国近代历史考证学家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学说，就是直接受到崔述这一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影响而形成的更为系统和完善的考史理论与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