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起，山东大学历史系即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演了一出令人称道的“三国”大戏。山东大学的史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受学界重视，饮水思源，应归功于葛先生。那时，学界流传的史学概论教材，除葛先生主编的一种外，后来又有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田昌五、居建文的《历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这些教材各有偏重，风格不同。为此，葛先生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其他时代、其他阶级的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论”。“它既有别于解放前出版的那类仅侧重讲史料考证和历史编纂的史学概论，又不是中国封建史学概论、中国近代史学概论或其他具体的某一时代的中外史学的概论”，“是历史科学学”。因为有这样的界定，葛先生主编的教材以思想性见胜，而不以历史文献学与编纂方法的阐述为特质。书中对历史科学认识特点、研究方法、怎样对客观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等等的阐述，达到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事实证明，注重思想训练，对于培养学术独立分析研究历史的能力，可谓至要。缺乏这种训练，学生就更容易成为“历史匠”，而非“史学家”。
    葛先生说：“比起其他学科，我们对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的研究显得太差了，也许是因为，一方面可能有满足于某些简单化思维方法的倾向，认为熟记某些公式就足够应付一切，把某些理论看成是一成不变、不必联系实际加以发展的绝对完善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轻视认识论、方法论的经验主义的倾向，认为史料就是一切，把理论探讨一律看作是虚的、空的、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不如探讨具体的历史问题，哪怕微小而又微小，但却是实的、真的、学术价值高的东西，因而有不少人面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这一难题望而却步。”（12）在形式主义、碎片化盛行的今天，回顾葛先生的告诫，不能不佩服其先觉。
    粉碎“四人帮”后，在深入揭批江青集团的背景下，史学界对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新的审视，总的趋势是不赞成过分夸大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现象、反对将阶级分析方法夸大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葛先生较早地介入了讨论。他显然不赞成废弃阶级分析方法，而主张坚守。但是，他认为在历史发展动力论上，应该将“生产方式的改变”与“阶级斗争”统一起来。因为，“把生产的发展同阶级关系变化的本质联系加以论证”，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本质特征。他说：“根据生产力的不同水平，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来考察阶级的产生、阶级结构的变化和阶级的最后消灭，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学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史学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首先必须重视研究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揭露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而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把经济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他认为，解放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原本“比较重视运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来探讨社会经济史中的有关问题”。但1958年以后，“由于理论界片面夸大政治等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于是史学论坛上出现了离开阶级斗争据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大讲特讲历史上政治、思想因素的决定作用的现象”。这一结论，也代表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基本共识。
    同时，葛先生还提出，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对待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估计到阶级斗争现象的复杂性，防止公式化，简单化”。为此，他严厉批评了用阶级成份代替阶级分析的简单化倾向，尖锐指出：“如果有人认为考订出孔子成份，就算是解决了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那不是出于丑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便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瞎说。”（13）对于深受斯大林思想影响的葛先生来说，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不能不说体现了其思想的进步。
    在史学理论领域，葛先生着重论述的另一论题，是史论关系。他不赞成“以论代史”或“带史”的提法，也不赞成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主张的“论从史出”，但也不否定上述提法的合理因素，而是主张“史论结合”。他说：“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科学的历史理论，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就历史研究的一般程序而言，自然应该“详细地占有历史资料并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所谓具体分析，就是“对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的区分，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的真相”。他特别强调：“忠实、准确是使用资料的起码原则，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但是，他并不认可“史学就是史料学”以及“回到乾嘉去”的提法。因为，“掌握大量史料只是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从而是达到历史研究目的一个必要步骤”。同时，他也强调，“要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分析史实的脱离实际的倾向”。从对上述两种倾向的批评出发，他提出“理论和史料的统一”，并把这一命题提升到认识论与党性的高度予以论述。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史论关系，是葛先生的高明之处，但将其置于党性原则之内，容可商榷。因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未可皆用党性原则来要求。但是，葛先生提出史论结合是科学的态度，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是克服历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必须强调的；“理论和历史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与“寓论于史”有原则区别，等等，无疑是正确的。他大声疾呼“轻视史料工作的学风，必须扭转过来。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要准备长期坐冷板凳，在积累资料中下硬功夫、苦功夫，讲空话显然是无济于事的”（14），无疑是历史学健康发展的针石良药。
    史论关系问题在史学界曾长期争论，以致国外有汉学家以此为题做博士论文。笔者认为，就基本面说，葛先生的论述是允当的。至于说怎样结合，当然不必拘泥于葛先生的观点。从今天史学界的状况看，这一结论对于克服历史特殊论或单向普遍论的倾向，依然不失其药石般的积极作用。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葛先生有至为精彩的阐释，堪称20世纪50年代初的代表人物。他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的改变有迟有速。其原因，不在于上层建筑本身的“顽固性”和统治阶级的有意保留，“而主要是在于上层建筑所据以产生的、存在于它外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及上层建筑某些特点”（15）。新中国成立之初，赵俪生先生曾就此议题发表论文，苏州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的祁龙威读到后，认为赵的观点“错误”，请其“再做深入探讨”。赵因忙且多病，“即委托同事葛懋春先生代为处理”。于是，葛先生写了一篇与赵俪生先生商榷的文章，赵先生随即把葛文推荐给天津《历史教学》发表，并于1951年12月5日在葛文末尾写了一段话：“兹经葛先生研究，撰为此文，并经华岗先生审阅，认为足以纠正错误，补充读者的理解。”（16）此后，葛先生继续丰富自己的论文，愈加详细地论述了形式与内容、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行为、上层建筑与革命斗争、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不同关系与作用、意识形态的发展特点等问题。这一研究，理论水平甚高，也留下一段学术佳话（17）。葛先生认为，生产力和技术，都不应该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他说，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有区别。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不属于基础，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是基础。“既然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每一时代的生产关系、基础是要消亡或消灭的，那么把生产力、技术列入基础，也就等于说生产力、技术亦要随某一时代的基础的消亡或消灭而消亡或消灭的。”事实是，“旧基础被新基础更替，但是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生产力、技术，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被继承下来加以充分运用”。同时，自然科学和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18）。这一结论，今天看来，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