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领域，葛先生认为，五种生产方式学说，“确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根据”，“有关五种生产方式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很多”。他认为，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演进思想应该表述为：原始东方共有制（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奴隶制未切实支配生产的时期（以小农民经济和独立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时期）→再过渡到农奴制已切实支配生产的生产方式（19）。这一总结是在大批判的语境下得出的，但看得出，葛先生是努力从学术学理出发的。
    葛先生的史学理论研究，与现实状况的关系非常密切，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许多人可能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或结论，但学者们都承认，他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缜密的分析能力、真诚的学术态度，为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
    葛懋春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一）主张批判继承创新，反对“抽象继承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如何继承哲学遗产、文学遗产，如何古为今用，展开了一场方法论的讨论。葛懋春与庞朴先生一起参加了讨论。当时，冯友兰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的著名命题，葛懋春、庞朴先生则提出“批判继承创新”说来相克。回顾“鲁春龙”当年的文章，虽不免有以马克思主义大帽子压人的意味，但总体看，学理性还是第一位的。而且，就学理本身的真理性而言，我们不能不说，“鲁春龙”的观点更加圆融，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他们提出：“对文化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方法，是为了创立新的文化体系。”“批判地审查和批判地吸收，都是为了创新。有了对历史遗产的批判地审查，就便于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而批判地吸收了一切有益的东西，就便于创立新的文化。”“不继承就不能创新；同样的，不创新也完不成继承。”他们的结论是：批判、继承、创新，是文化发展中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也是把人类文化推向前进的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批判态度，则是继承、创新的前提、基础和核心”（20）。这一观点，与当今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完全一致，可以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其中对“创新”的突出与强调，极其鲜活。
    葛懋春与庞朴先生还采用与冯友兰先生商榷的形式，非常深入细腻地讨论了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通观他们的文章，核心论点在于论定，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比如资产阶级人权思想，是一种具有全人类形式的思想，但在内容上，却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无不具有“人类性”的外貌，内囊却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总之，将思想、制度或组织，赋予所谓“普遍性形式”，无非是用假象掩盖真相（21）。这一时期，葛懋春与庞朴先生连续向冯友兰出击（22），虽有特定的现实背景，但确实表现了非常优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才华，结论也是站得住脚的。笔者以为，前两年理论界讨论所谓“普世价值”，其界域依然未出当年鲁春龙的命题。可以说，对于“普遍形式思想”的辨析，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葛先生的思想风采。
    196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史研讨班，曾就历史文化思想遗产批判继承问题至少进行了两次专门讨论。讨论的问题包括：对毛泽东主席关于古代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方针应如何理解？怎样区分古人思想遗产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和阶级社会中思想体系的阶级性的关系，等等。葛先生是讨论中的要角。他的相关思想，对深化讨论有促进，也在讨论中深化（23）。
    （二）反对将孔子思想现代化，细微辨析墨家的非儒、反孔思想。必须反对把古人的思想现代化，这是葛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具体运用历史主义原则的一个生动体现。他认为，在孔子研究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将孔子思想现代化的问题。例如有人说，孔子的“仁的思想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还有人说，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是主张“取消私有制”。有人说孔子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张走群众路线。有人把孔子描绘为高举“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大旗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葛先生指出，上述做法，“是一种名义上把孔子奉为教主而实际上把孔子当做玩偶的‘托古改制’”。他说：“历史上的孔子是悲剧里的英雄，而这些思想家们手里再现的孔子，则成了笑剧里的丑角。”（24）笔者认为，目前孔子、儒学乃至整个国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将古人现代化。
    早在1959年北京大学进修期间，葛先生为参加山东孔子讨论会就撰写了《试论孔子天道观》一文，对郭沫若关于孔子天道观的评价提出异议，分析了孔子天道观尊天和疑天的思想矛盾与根源。“文革”结束后，葛先生进一步提出，孔子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上持有先验论的观点，但孔子的教学实践以“学而知之”为指导，以多见、多闻等感性活动为知识的源泉，注重力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在先秦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25）。这一论断，是对“四人帮”“评法批儒”运动的拨乱反正，是最早以科学态度重新评价孔子的重要论文之一。
    葛先生还运用深厚的文献学考证功夫证明，非儒、反孔口号是墨子后学明确提出的。非儒反孔作为墨家的新纲领，大体是在墨子死后，儒、墨两家思想对立激化的时候，墨子后学为突出反儒需要而提出的。非儒反孔在墨子时代根本没有成为思想辩论的主题，也没有被墨子单独列为治国政纲。因为儒学、孔子思想在墨子时代的影响还没有后来那样大，它既没有成为战国各国统治者奉行的统治思想，更没有占据独尊的统治地位。墨子没有必要把非儒反孔口号单独列为主要政纲（26）。葛先生这一结论，完全得之于文本辨析，不仅具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而且表现出娴熟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特征。
    （三）肯定秦惠王，重评商鞅。“文革”期间，江青等人抱着影射史学的阴暗政治目的，大赞商鞅，大批秦惠王，将秦惠王杀害商鞅说成是奴隶主贵族的反攻倒算。葛先生则撰文提出，秦惠王是维护商鞅变法的，是地主阶级政治代表，不是奴隶主贵族复辟派。惠王虽然排斥过法家商鞅，但并没有破坏商鞅制定的法制，也没有起用反对商鞅变法的旧贵族代表人物。他杀商鞅，既不是反对法制，也不是为了扶植旧贵族，而是为了防止商鞅夺取王权。他说：“惠王杀害商鞅，虽然使秦国失去一个有才干的政治家，但在客观上却加强了以惠王为首的封建专制。”因此，这是地主阶级内部君主和重臣之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根本不是什么地主与奴隶主、法家与儒家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由于杀商鞅为后来继续推行法制、扩大秦国势力创造了政治条件，所以不能抹杀秦惠王的历史作用（27）。
    葛先生深刻揭露商鞅对农民的残暴性，以细腻的文本梳理证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不是什么农民的乐园，而是地主压榨农民的地狱。新兴封建制所带来的生产发展的成果，完全被地主阶级窃夺了（28）。所以，杀商鞅其实符合当时农民的心愿，大快人心。他更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商鞅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一直能为两千多年的剥削阶级所奉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主张镇压劳动人民，保护私有制，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29）这一结论，可谓振聋发聩，令人油然而生通透之感。
    （四）揭批胡适，评析五四时期思想与思潮。20世纪50年代，葛先生不仅是揭批胡适的重要推手，而且还亲自撰写揭批文章。他与庞朴认为，胡适思想的特点，在于以庸俗进化论来冒充科学进化论，利用科学进化论关于普遍联系的观念，用非本质联系代替本质联系，认为发展只是量的增减，抹杀矛盾斗争的发展动力（30）。60年代，葛先生进一步对“问题与主义论战”进行研究，认为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问题要不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革命道路来解决，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是不是应该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31）。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其实，这一根本问题，由于立场不同，至今也存在严重的观点对立。葛先生完全站在李大钊的立场，对胡适的相关论点逐一予以批驳。
    与揭批胡适的文章相比，他与人合作批判张东荪的文章，文本分析性更强、哲学思辨意味更重。他们认为，张东荪哲学是中外古今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杂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麻醉、欺骗中国人民的工具”（32），可谓特定时代的烙印非常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