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再就此作一些具体的历史说明。如果说律度量衡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那么历的统一就是作为统一国家的汉代的历史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或者说确定汉朝在连续的中国传统之流中的重要地位的问题。班固在此志历的部分的序里，首先引据《尚书》略言五帝、三王皆有历法，“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28）按照中国古代传统，一个统一的政权必有其统一的正朔，而每一次王朝更迭又必有改正朔、易服色（所谓以应天命）之举，由此以表明本朝在整个历史传承系统中的合法地位，也就是所谓正统的地位。班固十分重视汉代之大一统与正统的历史地位，所以也十分重视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迁是相同的。不过，其间也有不同之处。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29）他所采用的是夏（忠）、商（敬）、周（文）三统说。其渊源出自董仲舒的三统说。按董氏之说，夏历岁首之月斗建寅（立春所在月），为黑统；商历岁首之月斗建丑（夏历十二月），为白统；周历岁首之月斗建子（夏历十一月，冬至所在月），为赤统（30）。此一以黑、白、赤为标志之三统说，无法与五行之五色相匹配。试读《史记》，在《五帝本纪》中，除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外，其余四帝皆并未与五行（五德）之五色相对应（31）。《夏本纪》亦不记夏以何德王、尚何色的问题，便与董仲舒说有所不合。《殷本纪》言，“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32）与董生说合。《周本纪》记，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集解》引马融曰：“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集解》引郑玄曰：“赤者，周之正色也。”）。”（33）这样也就含蓄地说明周以火德王，色上赤。此说与秦始皇因代周而以水德王合，又与董生合。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明确地给出一个三统与五行（五德、五色）相对应的完整系统。而在这一点上，班固在其《汉书》中却解决了。
    《汉书·律历志》所依据的是刘歆的三统历。刘歆在《太初历》的基础上造《三统历》，仍以八十一为出发点。“统母：日法八十一。［孟康曰：‘分一日为八十一分，为三统之本母也。’］元始黄钟初九自乘，一龠之数，得日法。闰法十九，因为章岁。……统法千五百三十九。以闰法乘日法得统法。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参统法，得元法。”（34）此乃三统历的最基本也首列于前的四个数据。日法成立之理由已见前述。闰法19来自19年7闰之周期，19也就成了1章的年数（章岁）。以章岁（闰法）乘日法（19乘以81），得1539为统法，亦即一个统的年数（每经过1539年，冬至与合朔再次相会在同一日的夜半）。以统法（统岁）1539乘以3，即得4617，这就是一元之年数（每经过4617年，冬至与合朔再次相会在甲子日的夜半）。或者说一元包括三统，一统包括81章，一章包括19年。这就是历数上的三统历的最基本的几个数据。由此再结合五星会合周期并夹入《易》数，从而推出一整套历法数据。
    刘歆再以此与汉代春秋学的三统相联系。“《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按此出自隐公元年经传）‘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按此出自《左传》昭公十七年）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按即冬至所在之十一月），地化自丑毕于辰（如淳曰：‘地以十二月生万物，三月乃毕。’［按即自建丑之月或十二月至建辰之月或三月］）人生自寅成于申（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毕。’［按即自建寅之月或一月至建申之月或七月，此皆以天时农功为说。］）。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地以甲辰（韦昭曰：‘殷正月朔日。’），人以甲申（李奇曰：‘周正月朔日。’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昕曰：‘李、韦说皆非也。三统术：天统首日甲子，地统首甲辰，人统首甲申，合于天施、地化、人生之数，故云。’（35）按钱说是，当从），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36）再结合五星会合周期并附会《易》数，不断扩大公倍数，最后达到“太极上元”（23639040年，为五星、冬至、合朔再次重合于甲子日夜半）（37）。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董生三统说与刘歆三统说在三统与五行（五色）关系上的异同：
    董生三统说：周历岁首建子，为赤统；商历岁首建丑，为白统；夏历岁首建寅，为黑统。
    刘歆三统说：在承认《春秋》学中的以三代历法岁首建子（周）、建丑（商）、建寅（夏）的三统的同时，否定了标志此三统的三色；而代之以历数三统，即天统（始于子半，色赤）、地统（始于丑初经丑半而丑终，色由黄而白）、人统（始于寅初，经寅半至寅终，色由黑而青）。这样，三统就与五色赤（火）、黄（土）、白（金）、黑（水）、青（木）成龙配套，另成一个与三统相联系的五行相生系统，当然其中有着与董生三统相似的神秘性质。可是其《世经》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世经》序中，刘歆引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自言其祖少昊时所说，推出“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又“稽之于《易》，炮牺（即庖牺、伏羲）、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38）于是就列出了这样与五行相生次序一致的历史系谱：太昊帝（炮牺氏）首出，以木德王（东方甲乙木，为五行相生之首）；木生火，炎帝（刘歆以《左传》之说与《易系辞》之说相应合，以为炎帝即神农氏，此与《史记》之说不合。前人已有辨析，于此不赘）。继之以火德王（共工虽在太昊帝与炎帝之间，然因其以水德王，失去了正统的规范，故仅为闰统，无历史的合理性）；火生土，黄帝继之以土德王；土生金，少昊帝继之以金德王；金生水，颛顼帝继之以水德王；水生木，帝喾继之以木德王；木生火，唐帝（即尧）继之以火德王；火生土，虞帝继之以土德王；土生金，伯禹（夏）继之以金德王；金生水，成汤（商）继之以水德王；水生木，武王继之以木德王；木生火，汉高祖继之以火德王（秦虽在周、汉之间，但因其以水德王，故与共工同为闰统，亦无历史合理性）（39）。刘歆以秦为闰统，也有其历法上之根据。按三统历仅承认夏商周三代之历法合理性，即周以十一月（建子，一般为冬至所在月）为岁首，商以十二月（建丑）为岁首，夏以正月（建寅，一般为立春所在之月）为岁首，因为冬至点实为一个天文年之起点，而立春则为一个农事年之起点。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于理难通。当然，由刘向、歆父子所创始而由班氏《汉书》所发挥的秦为闰统说，其要点更在于用重新排列历史连续之合理的系列的方法来进一步论证汉代政权的正统性。过去以周为火德王，从五行相克说，水克火，秦代周而为水德王。汉初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定，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40）。所以在定太初历的时候，武帝正式确定的还是以汉之土德代秦之水德（以土克水）。而《汉书·律历志》则改从五行相生说。在重新安排的历史序列中，将汉定为以火德王，从而与上古的唐尧的火德相一致，以印证汉为尧后之说。《汉书·高帝纪赞》引《左传》（文公二十三年）所记蔡墨之言为据，从而为布衣出身的刘邦找出了高贵的家世脉络，“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41）当然，刘歆构造这一套五行相生体系看来似乎为了说明汉朝乃应运而生，其实他也是在为王莽篡位做着意识形态之准备。王莽自称为虞舜之后，唐尧禅让与虞舜，汉亦自应禅让与王莽。《汉书·王莽传》记，莽篡位后即宣布以土德王，“服色配德上黄”（42），即为实据。班固之立场则与刘歆迥异。固父班彪（叔皮）年二十时逢王莽失败、光武帝新即位尚未完成统一大业之前，即作《王命论》以谴责割据势力而拥护光武之复兴（43）。班固之所以取刘歆之说，正在于论证东汉中兴之合理性。
    班固之所以将《律历志》列于《汉书》十志之首，是为了给其他志提供理论前提，从而使十志形成一个文化通史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