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以上，对于作为断代史的《汉书》的通史精神，作了历史事实的梳理与讨论，最后，再从理论层面来作一些思考。
    第一，《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这是无疑的。那么，作为断代史是否必须具有通史精神呢？顾名思义，断代史本身既为断代而非通史，那么通史精神就并非其题中必有之义。的确，我们见到过许多并不具有通史精神的断代史，如古代希腊著名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核心部分作为希腊波斯战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这些都是断代史中的经典性的作品。这一类的史书，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是当时人的精神表述当时之史，因此能使读者阅读时体验到当时之人、之事的活生生场景。这也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谓的“原始的历史”（44）。就其消极方面而言，正如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言，具有三种局限性（45），而且具有实质主义的特点（46）。按实质主义在性质上是与历史主义相反的。
    第二，通史精神对于断代史而言，既非必要条件，那么它对断代史而言是否有可能呢？上文已经就作为断代史的《汉书》之富有通史精神作了历史事实的证明，此处不需重复。现在有待说明的是，由于什么条件，作为断代史才具备了通史精神的可能。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汉书》是在何种意义上被定义为断代史的？必须说明，《汉书》之作为断代史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定义的。从这个角度看，《汉书》规规矩矩，只记西汉一代王朝之事。可是，《汉书》其实是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一段，即西汉一段而呈现的；而且它是把西汉一朝的政治史当作文明史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呈现的。一个王朝，有头有尾，而作为其存在载体的文明，则是绵延不断的。《汉书》与《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以两场战争为聚焦点不同，它要呈现的是西汉时期文明的有机构成，政治史只是其划段标志而已。
    第三，《汉书》既然具有通史精神，那么，它是否也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许多史学专家已经在这方面有了若干有价值的论著，如陈其泰教授所撰之《“过秦”和“宣汉”》（47），因此这里可以不赘。上文中提到《汉书·叙传》末段文字那种纵贯古今、旁罗万象的精神，以及《汉书》诸表、志中的纵贯古今、旁罗万象的论述，就恰好是汉代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
    《庄子·天运》中有一段关于老子对子贡施教的寓言，说到从黄帝到禹的政治民风的变化（在道家看来当然是退化），指出其原因就是“人自为种，而天下耳”。郭象对这段话作了一条注，其中有云“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48）。“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这就是通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生动解说，《汉书》可谓有之。正是凭借时代精神与通史精神的有机结合，《汉书》为中国历史与史学的连续性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其历史性的贡献。
    附注：“通史”（tongshi（49））于西文中无直接对应词，故难直译而取音译。人们有时一看到一部叙述从古至今的史书，就说这是一部通史。也许从形式上看，这并无不可。不过，严格的“通史”必须具备一种“把历经古今变化的历史视为同一体不断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把历史视为常与变的统一）的精神。这种“通史精神”是真正的通史之作的灵魂。
    ［收稿日期］2012－02－13
    注释：
    ①《史通·六家》，见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卷一，第11页。
    ②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③在与吴怀祺教授交谈中，他也曾说，班固作《汉书》是有通识的；近读乔治忠教授的《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第86页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
    ④《史通通释》，卷四，第8页。
    ⑤《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册，第4271页。
    ⑥《汉书·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5页。
    ⑦沈约：《宋书·范晔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册，第1830页。
    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册，第760页。
    ⑨⑩《汉书》，第2册，第364、391-396页。
    （11）《汉书》，第3册，第721-724页。按引用时标点略有改易。
    （12）请参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版，上册，第295页，下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