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转型时期，传统的中国学术（包括偏重思想人文的“国学”与偏重实用技术的“国术”）被西方学科体制专门化，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划分。但传统中国学术与近现代西方学术是两个不能“通约”的体系，由于现代化的强势话语，中国传统学术被强行整合进入近现代学科体制，完成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这种整合既包括从西方学科观念上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裁剪”（通常称为抛弃旧传统落后的部分），以产生出可以对应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也包括从业者准入的标准化（拥有被学科体系认同的文凭和学术经历等）。就坚持传统学术取向的蜀学而言，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学被分解为史学、政治学和哲学，小学被归入文字学、音韵学，传统史学被整合为符合西方学术概念的“新史学”等。但这种裁剪总是不能把中国传统学术全部“安顿”妥帖，总有不能被“通约”的那些部分要在现代化强势话语下寻找生存空间，尤其是传统学术体系背后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很难被西方学术体制通约，在传统学术被“肢解”后需要寻找“归宿”。清季民初四川一批学者的学术经历和价值追求，为我们展现了被现代学术史叙述忽略的一些层面，也提供了观照学术现代转型背景下以蜀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归宿”的参照。尤其是一位自学成才，在当时四川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庞俊，以及他长期任教的四川大学中文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以了解现代学术体制背景下传统学术面临的问题。
    庞俊（1895-1964），原籍四川綦江，生于成都，初字少白，慕白石道人歌词，更字石帚。1924年，经向楚推荐为成都高等师范教授，后历任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华西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庞石帚20世纪前期大部分时间任教于成都高校，师友多同抱传统的学术价值追求，为当时蜀中学术佼佼者。从其学术及交游可窥见当时蜀学的一些特点以及传统学术在现代学科体系下的状态。
    一、由经而史：庞石帚的宋、明史研究
    庞石帚早年虽以诗名，然在当时蜀地学风熏染之下，博极群书，学问踏实，见识高明，识者以汪容甫、俞理初况之，非徒诗人、文士而已。他自己也以学者为自我认同，自誓：“吾辈之才，当为学者，不可使人以名士派之恶谥加之。”[1]318要进一步理解“自学成才”的庞石帚，不可只局限于诗文记诵，应更将其视为学者，放入一个他成长的学术背景，即结合蜀中学术的一些独特个性来解读。
    经学为清代学术的大宗，流风所被，即使到民国初年，远在西南一隅的蜀中学人对经学问题多有关注。庞石帚早年对经学下过功夫，对影响四川学术的王闿运、廖平等人都有极具见地的认识评价。如对王闿运的评价就意味深长。《题湘绮老人遗像二》：“天留李峤真才子”，唐李峤与苏味道同以文辞知名，时称苏李，石帚诗人而学富，用典出语皆精切，必不肯妄用，以李峤比湘绮，正是目之为文士，未肯许其学术。《题湘绮老人遗像三》：“描画浮名万口同，百年有此滑稽雄。世间奇事归方朔，可笑群儿附会工。”[1]31《题湘绮楼集，和香宋先生》：“奇事归方朔，高名捍孝章。”[1]84以东方朔比之，更是明显目之为言行诡激之名士。对于一向以学者自况而对名士不以为然的石帚，题诗对湘绮的评价表面尊之为“大师”、“中兴诸老”，内里实际有自己的看法，未必全然膺服。王闿运遍注群经，颇为自负的经学，这里更是一点没有提及，可见对王氏是以名士、文人视之①。当然，对湘绮虽滑稽玩世，却不坠无行文人旧窠臼还是肯定的，“委蛇玩世吾终信，未学安仁拜路尘”[1]31，“应笑安仁赋，劳劳拜路尘”[1]79，此处用常指文人无行的潘安仁拜贾谧之车尘一典。前引诗用孝章一典，乃后汉盛孝章高名为孙策所忌，未及害之而策卒，今典则指洪宪时王闿运拒绝与袁合作，为袁所忌被软禁。皆是肯定王氏气节尚可称赞。
    对廖平给予极高评价：“早岁著书，旁行天下，百年来无此人。”[1]309一变“平分今古”，以礼制判今古之别，“口别淄渑，析同归以殊途，持无厚入有间，如犀分水，如剪断丝，魏晋以还，一人而已”；二变《知圣》、《辟刘》，“一篇甫出，四海波荡，长素之考新经，师伏之牋王制，由此始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皮锡瑞《王制笺》皆受其影响；对三变后日益吊诡的廖氏学术，也客观地评价是“沦于不测”、“以儒为戏”，但也表达了理解之同情，以扬雄、严君平比之，所谓“与圣人同忧，为下士所笑”[1]208,309。与蜀中经学家龚道耕，“以稚齿获交先生，及近且二十余年，暇则相从谈宴”[1]216，关系在师友之间，其经学观点议论颇受龚氏影响，《记龚向农先生》以千余字概括乾嘉已降三百年经学发展及龚氏经学成就，精炼准确，非深于此道之人不能。庞石帚现存早年学术著作有讨论经学问题，如《齐诗为孟子遗学证》，认为齐诗与孟子相通，为齐地今文学。这是受廖平经学一变“平分今古”影响，以空间地域来理解今、古文的差异，这一学术思路后来由廖的弟子蒙文通发挥得最为突出，在文化-地域研究取向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晚清民国学术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所谓经学的史学化[2]。廖平生于1850年代，龚向农生于70年代，庞石帚、蒙文通、刘咸炘皆生于90年代，以二十年为一代，恰是蜀中三代学人，三代学人都对经学下过功夫。如果说廖氏以礼制判今古，龚氏则以学风辨今古，到下一代蒙、庞，以地域别今古，刘力赞“以史法说《春秋》”[3]94，虽然都在谈今、古的老问题，三代人的出发点也各有不同，而其中共同点，倒是史学倾向日益浓厚，而经学倾向在淡化。承袭廖氏《今古学考》（1886年）的历史化倾向②，三代蜀中学人都不约而同在经学的史学化倾向方面递进，这似乎暗合清末民初学术的脉动。这一取向可以说是廖平《今古学考》所开启的近代经学历史化倾向的继续，显示了晚清民国经学、史学相互消长。
    庞、蒙、刘早年都曾留意经学，后皆不同程度转向史学，其中刘早逝，但其史学才能和成就已渐为人所认识；蒙史学成就最大，著述宏富；庞中年以后专心史学，尤其关注宋、明史，应当是现代较早的宋史研究者之一，其成就尚未为当今学人认识。一般认为，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史学最终取代经学，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庞、刘并未成为一个“新史家”，蒙的学术表达方式已经“近代化”，但与“新史学”差异比较明显。他们所自我认同的史学不是现代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在史学的名目下，更多显示与传统学术的连接，其涵义也更多元，包含了不能完全归类到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复杂成分。即使在同一史学的名目下，他们各自的自我认同也不相同。庞景仰刘孝标、汪中的文史辞章之学，刘的理想是融中外古今于一体以通天人之际的新道家，蒙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自认是经学家。其共同点是他们的学术无论提出问题的角度、写作方式、价值追求都凸现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那种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的问题、概念、价值置换了的现代新史学有差别。这批蜀地学者或以现代学术表达方式进行写作，但这种现代表达方式后面经学等传统蜀学的内核仍富有顽强生命力，如蒙；或以传统的著作体裁如札记、注疏表述与近代学术暗合的观点，如庞、刘。在学术近代转型中，传统蜀学并未消失，而是以诸如此类的方式进行转换、变形，找到能够保存和发展的“归宿”。这倒提醒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学的时候，可能应注意这些被学术史的现代叙事“边缘化”的层面，以便全面理解学术近代转型的多面性。
    史学实践中，不同于新史家热衷的西洋或东洋理论，庞石帚批评这种风气“务为奇觚不恒之说，趣以惊动庸俗耳目已尔”，感叹“雅废夷侵，莠言日出”[1]311,300。与庞石帚交厚的四川大学教授祝屺怀，以史学名家，石帚称其“平生乙部书，郁勃腹中藏。时危士习猥，贾衒禽犊场。纷纷媚倭学，惇史生痏疮。惟君贬新学，非以智自防。少通老则介，独鼓牛宫簧”[1]135。对于风行一时的东洋“新学”（当时许多西方理论是从日本二手稗贩入国内，即所谓“倭学”），祝氏是持批评态度的。1933年，四川大学文学院创办《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集刊》，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杜仲陵发挥章太炎《救学弊论》而作的《广救学弊论》，虽未明言是创刊词，但实际已阐明四川大学一批学者力矫时弊的价值追求。杜批评崇洋学风：“近世以还，国势陵替，而学术随之，失其宗守，丧其尊信。旁皇求索，阉然外慕。初则师法东邻，继则挹取欧美，近又崇效苏联。……究语言者，则必称高本汉；治小说者，亦动引盐谷温，以为非此不足以为荣观。”[4]1932年，南京东南大学的溥泉在与黄侃论学时也提到：“今之治国学者，自言以科学方法整理，而实奉外域之人言为圭臬，案上无不有倭书；甚且攘倭虏之言为己有。”[5]834庞石帚也提到读《救学弊论》，批评趋新风气[1]288，可见章氏议论在蜀中颇多认同。当时，章黄一派学术与四川大学学风皆重传统，议论有相通之处，这批传统学者对西方的理论有自觉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