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安〈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诗碑〉》考证李易安和张文潜浯溪诗，以诗人之心体察诗人深旨，体味诗歌神韵，查照其中家国兴废之感，发覆李清照诗中蕴含对当时政局的讽喻，不同意俞理初将此诗系于大观、崇宁之间，而定此诗作于南渡以后。结合两宋之际的史实来解李诗，发其伏隐，陈寅恪《元白诗笺证》是“诗文证史”，此可谓“史解诗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同为诗人，文气文韵又非一般考证手段所能解决，从此径入，可能更具“理解之同情”。《伪造文字污人》一条认为宋人私挟恩怨，造作蜚语是当时风气，同意俞理初的观点，认为李易安《谢纂崇德启》为他人篡改易安本文以诬之，此亦可备一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用书目》、《跋晁刻〈古文尚书〉》考订宋代书中藏书刻书文献之盛，李氏所引“辄云蜀中士大夫所藏某书”，“方南渡播迁，中原云扰，而蜀独完。公私所藏，恒多秘逸”，“文献渊源，于是乎在，何其盛也”[1]264-267。此殆与刘咸炘交往论学有关，刘20年代就在《宋史学论》中谈到“蜀中宋世掌故之学最盛”，又在《重修宋史述意》中指出“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蜀中掌故记注之学首推丹棱李焘仁甫、井研李心传微之[13]。又撰成《蜀刻书藏书考》、《全蜀艺文志补目》、《蜀宋世文集今存者》，详考宋世巴蜀刻书藏书[14]270-276。后来，庞的学生王利器对胡适、傅斯年提到欲仿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写《宋蜀本考》[15]78，是蜀中学者对这一问题关注的继续。
    《宋人亲党考》关注党争与宋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虽仓促未能完成，但对此积稿若干，还指导川大中文系第十四届学生董怀舒以此题目为毕业论文，“有宋一代，东都之争新旧，南渡之争和战，往往有其亲党关系，得此足为治宋史者之一助”[16]。足见此问题一直在庞的思考中。
    庞氏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颇能独抒己见，认为荆公“有学无术”，但人格高尚，“无一毫可议”；对青苗法、募役法，他认为“大抵新法施行以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确是增加不少。……至新法是否代表中小地主，亦似难言。青苗散钱，户等愈高（大地主）则借钱愈多，越下（小地主）则借钱越少。高者借得二分官钱，无所用之，仍可转借下户，多取大利。所以反对者有兼并愈甚之说。助役收钱，单丁女户（缺乏劳动力之小所有者）向来免役者，今皆勒令出钱（官户虽出钱，比民户减半）。南北情形亦有不同，雇与差各有所宜（要仔细查考南北客户多少），亦难以一概论。大抵稍加变通，则雇善于差”；对理财之说，“神宗称汉文言，朕为天下守财，荆公则谓人主能以尧舜之政泽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此类高调，幸其对象为较高明之皇帝，然已觉其流弊无穷。当时刘贡父与荆公书即痛切云：‘人臣纳说于时君，劝以恭俭小心，逆耳难从。及至劝其为利，取财于民，广肆志意，不待辞之毕而喜矣’（见《彭城集》）。于此更忆及子瞻之《荀卿论》，真乃药石之言。更忆后来蔡京之于徽宗，以官爵笼络众人，以奢侈迎合昏主，则更使人感慨不已（真是感慨不已。高调易唱而难收，荆公多活二三十年，不知如何，恐不但恨福建子而已）。”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庞氏认为陆象山《荆文公祠堂记》最公允，而“李穆堂、蔡上翔则为了同乡，梁任公则为了变法，皆不免夸张失实，而郭先生（按：郭沫若）《历史人物》荆公一篇最疏最无力”[1]338-340。其论王安石变法的观点与蒙文通相近，蒙文通认为：“荆公变法偏重理财，民已困而荆公犹理财不已。荆公剥民，岂徒新法，即旧法之似未变者，即荆公亦为剥民之具，《建隆编》言之已悉矣。”[12]399蒙氏重要文章《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对唐代米价的论述就引自庞的考证，“庞石帚教授他考察唐代米价很精详，我请他写出来，这是他没有发表的文字，他允许我引用，这是最可感谢的。他的原文很长，我只能征引大要”[12]282④。蒙、庞皆能不同时流，对王安石变法作出具有独立思考的评价。
    对明史尤为关注士风及学术。《何心隐》一条讨论泰州学派何心隐、颜山农，“二人皆以游侠而涉乱世之末流”，辨王渔洋之诬，认为何、颜行迹究当以梨洲《学案》为准，所记较详，持论亦甚有分寸[6]68-73。庞氏《跋〈万历野获编〉》通过《万历野获编》证以他书，写明代士人圣人（讲学家）、山人（帮闲门客）两类，叙及一代社会风气[17]。刘咸炘有专论泰州学派之文[3]139-148，亦重《万历野获编》，认为“能记当时士习民风史所不详者也”，“惟英、宪以降至于万历，实风习最繁变之时，欲知其详，惟恃是书”，有《野获编钞目》一文[3]403-405。亦有相关明代风气的论述，对明代山人、游侠、绅衿三种风气，乃他时所无，“三者互为因果，而皆源于士大夫之骄奢，延唐人科第之风而怙权势；袭宋元名士之习而好玩戏。招纳门客以遂其欲，而山人、游侠皆出其中。士大夫中复分为二，曰乡绅，曰士子。而游侠之劣者则为棍徒，乡绅凌虐平民，民或起而抗之，士子、棍徒则或佐乡绅，或佐平民，至于将亡，其斗争益显”[3]351。当时四川大学一批学人相互论学切磋，故关注的领域及议论有相通之处。《黄梨洲兄弟》以梨洲兄弟晚年有违言，梨洲晚节疑有不符遗民之行迹[6]12-13。其他，如《明代士人演戏》、《廷杖》亦及有明一代士风，皆具新意。
    《钱牧斋》、《钱牧斋〈简侯研德并示纪原〉》等条叙及钱、柳事迹，并引孟心史之言：“闻故都老辈言，承平时士大夫有不传之秘二事：于宋则王荆公，于清则钱牧斋，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口不敢道。”[6]23-27 1960年代，陈寅恪亦在写作《柳如是别传》，庞、陈二人抗战时期在成都有过从⑤，但当时不大可能讨论钱、柳问题，五六十年代二人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地关注同一问题，也颇耐人寻味。
    有趣的是庞在中文系，究心于史学；缪钺在历史系，多有文学之研究。文史不分家，现代学术要求的学科畛域区分尚不明显，这都显示了四川大学文史学科的传统方面，而这一特点却有利于保存正宗的“国学”。现代学术都统称他们为历史学者，但仔细体会，庞石帚、缪钺是以文章辞赋为根基，故可谓文史学者；蒙文通得力于经学，故为经史学者；刘咸炘尤精于丙部之学，故为子史之学。现代学科分类似不易准确地划分这批传统学者。
    二、《〈国故论衡〉疏证》与四川大学中文系朴学风气
    晚清巴蜀学术殆有三途：一为清代以来一直盛行的讲心性的宋学，更与民间宗教实践相结合，为蜀学一强大的潜流，只是此派人物重体证功夫，不重著述，其面目颇难描画，锦江书院以及彭云生、唐迪风实近此途，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故不详及。二为受江南影响，被初期尊经书院倡导，后与“章、黄之学”合流的朴学风气，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中文系受此影响最大。三为廖平今文经学，其经学史学化的趋势经两代后转化为具有自身特点的蜀地史学（祝屺怀、刘咸炘、蒙文通都从正、反两方面与廖对话形成自己的史学表述），与“新史学”融会，形成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面目。蜀地朴学风气对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中文系庞石帚等一批学者学术风格的影响为本节讨论的重点。
    江南业已式微的乾嘉一脉学术，在晚清民国的蜀中一直有强大影响力。张之洞提倡的纪昀、阮元之学，二人虽非乾嘉一流汉学家，但也算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张亲著《轩语》、《书目答问》，以朴学为指归，引导蜀中学术。当时廖平大得张之洞赏识也是由于善读小学、考据之书，廖当时著有《尔雅舍人考》、《六书说》等文章，是比较标准的汉学路子。后来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倡今文学，风气为之一变，但乾嘉汉学的影响一直存在。与廖平同辈的戴光、胡从简等明显趋向于朴学考据的传统，这些人在当时四川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民初刘师培在国学院主古文，讲《说文》，推崇戴震，与廖平相抗而近于乾嘉之学。庞石帚就是看到张之洞《輏轩语》、《书目答问》后，得见踏实学问的门津[6]1，在民间主要靠自学成材的庞石帚学习探索经历，更见当时学风对学人的影响。
    尊经书院即暗含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张之洞、缪荃孙等倡导博雅之学，接近乾嘉朴学；丁宝桢主政时则引入王闿运讲今文经学。现代学术史的叙述似乎有选择地只强调了王闿运入川--廖平今文学这样一条线索，而忽略了讲考据的一派，实际这远不能概括当时蜀中学术的全貌。除清季短暂一段时间，廖平声名鹊起，“满城竞说廖季平”，入民国后，学术焦点已经转移，廖平虽保持名望，但学术上的影响有限。相反，重考据的朴学风气对蜀中学术的影响更为持久。乾嘉之学其实是清季民国四川学术的大宗，甚至以后和乾嘉路径有不同的蒙文通、刘咸炘都曾在朴学上努力。蒙在读国学院时，刘师培教《说文解字》，一度对段注《说文》很感兴趣。据赵振铎先生回忆：“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很奇特，仅在成都刻印这本书就有三家。除了我祖父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家严毂生也刻印过。第三个刻《四声切韵表》的是四川大学教授张永言的祖父张慎仪，他刻印了一套《园丛书》，里面也收了这本书。在上个世纪初，江永这本音韵学专著，小小的成都竟有三家相继刻印出版，这么关心音韵学，在全国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成都学术风气之浓厚。”[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