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之后蜀中一流学者如龚向农、向宗鲁等都不认同廖平经学，却都推重朴学。对待朴学推重的郑玄，廖平与龚向农、向宗鲁等的不同态度就能折射出相异的学术取向。郑玄经学以古文为主，重文字训诂，主张突破家法的通学，为东汉经学之集大成，因此被清代乾嘉学者奉为圭臬，所谓“六经宗伏郑”。廖平认为郑玄兼采今、古是淆乱家法，乾嘉汉学推崇的郑玄，只不过是东汉学，“囿于刘歆邪说”，“宗法莽新”，不如今文学是西汉学，更古，也更优越。相反，龚向农在四川国学院时就对廖的今文经学不认同。庞石帚说龚向农：“最重郑君，为之《年谱》。名其堂曰希郑，从所志也……尝欲作书申郑君，以辨廖氏之加诬。”[1]211,213注《小戴记》，“依准郑注，兼综诸儒之说，勒成一家”[1]215。向宗鲁从廖平问学，也对廖的今文学不以为然，其《校雠学》推重郑玄，其中有专章《宗郑》，“刺取康成《礼注》、《诗笺》之涉及校雠者，以为校雠规则”，把郑玄著作作为校雠学的标准。
    廖平批评乾嘉汉学：惠栋、戴震“收残拾坠，零璧断圭，颇近骨董家”，“江、段、王、朱诸家，以声音、训诂、校勘提倡，天下经传，遂遭蹂躏，不读本经，专据《书钞》、《艺文》隐僻诸书，刊写误文，据为古本。改易经字，白首盘旋，不出寻文。诸家勘校，可谓古书功臣，但毕生劳动，实未一饱藜藿”[19]，此言乾嘉汉学考订、训诂，昧于圣人微言大义。他对弟子蒙文通说：“郝、邵、桂、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能解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用可也。”[20]。龚、向所从事的正是乾嘉训诂、校讎之学，向欣赏卢文弨“书并受益”的话，甘作古书的功臣。向宗鲁虽从廖季平游，“其惊世之论，非先生所好。时时发疑问难，使季平先生心折。先生致力群经史子，一意探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诸大师实事求是之学”[21]。据龚向农自述，少时读江藩《汉学师承记》而好之，粗识治学门径，可见他是从汉学入手的。勤治小学，专精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刻了多种小学著作行世，撰有如《经学通论》、《郑玄年谱》、《礼记旧疏考证》、《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旧唐书札迻》等校雠、考据性著作，是标准的乾嘉汉学路子。但他并不囿于汉宋之分，而是汉宋兼治，无所偏倚。龚氏年轻时曾与廖平、刘师培论学，廖为今文，刘主古文，龚不为苟同，于经学自有其深造，学术思路上不同于蜀中盛行的廖平今文经学。龚向农、向宗鲁均是20世纪初蜀学的代表人物，庞石帚有诗赞龚氏：“七经三史在村翁，老辈乾嘉有异同。”[1]127盛称龚氏于经、史之学能承乾嘉朴学而别开生面。
    流风所及，当时在川大中文系的一批学者也都接近笃实的朴学风格：祝屺怀精于史学而通音律，惜著作不多，有自成体例的《通史》秦汉六朝及唐五代部分，考证《律音义》版本源流的《〈律音义〉跋》[7]；赵少咸著《广韵疏证》、《〈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以音韵学名家；向宗鲁著有《说苑校正》、《校雠学》、《蔡氏月令章句疏证叙录》，并校《文选》、《淮南子》、《管子》诸书；李培甫治文字、音韵学，著《异平同入考》、《声韵学》、《双声释例》、《叠韵释例》。这些都近于乾嘉朴学传统的治学路数。庞石帚与龚、向、赵、李交厚，同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这帮学友以乾嘉朴学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庞氏自述：“俊往者亦稍窥雅故诸书，于清儒则高邮王氏，尤所心醉。近时俞、孙、章、刘诸家，亦多尽得其书读之。”[1]284可见是以乾嘉朴学为学术根基。推重乾嘉学术，学术实践以朴学为指归是当时川大中文系这批学人共同的特点。庞石帚评价王国维时，不同意王门弟子认为的王氏高出乾嘉诸儒，而强调王与乾嘉的联系：“大氐静安所说，多本之乾嘉诸儒，高邮王氏，尤所服膺”，“而弟子不知，震而矜之，暧暧姝姝，以为莫非先生之孤诣独造，而佝偻以承之，则多见其固陋而已矣。”庞强调王国维与乾嘉学术的联系，他不同意王的弟子吴世昌认为其师“学虽近于程、刘、吴、孙四家，而实非经学”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濡于俗说，其未知经史意者”。指明吴世昌、刘盼遂所记王国维《尚书》、《札记》的讲授中多条采王引之、王鸣盛、吴廷华、凌廷堪、戴东原、孙贻让之说，而王诸弟子不省，以为皆出其师独创[1]267-269。
    蜀中学术传承朴学一系传统，故对章黄一派学术颇多认同，二者交流频繁，这是章黄学术能在蜀中发挥影响的基础。通常所谓“章黄之学入川”的讲法只看到一个方面，没有看到蜀中学术固有的朴学传承对接收章黄之学的重要性。章氏弟子中以浙人、川人为多，李炳英在章太炎先生门下受业，成为太炎先生的列名弟子，听他讲《庄子》、《说文解字》、《楚辞》等；李培甫、曾缄亦章弟子。向楚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早年曾细读、圈点章太炎的《訄书》，对章氏音韵等学也颇推崇。川大藏有章氏在日本写的《小学答问》、《菿汉昌言》手稿。《小学答问》手稿上有向楚、李蔚芬（李炳英）的印章[22]。1930年，蒙文通访黄侃[5]661。1933年6月，赵少咸托殷孟伦向黄侃求章太炎字；1934年8月，赵少咸访黄侃，久谈，黄以手订钱恂韵目表借赵；11月，殷孟伦转交赵少咸书信给黄侃，催撰唐韻校本序，求借十一家校本经典释文；此后，殷代赵分几次借黄侃手录众家校本经典释文[5]990,1035-1036。1935年，章太炎托黄侃转交向任鸿隽推荐章门弟子向映富信[5]1097。抗战时期，黄侃弟子殷孟伦入川大中文系任教，黄侃女婿潘重规亦入四川大学为中文系主任，黄侃之子黄念田亦任教川大中文系。章氏之学能在蜀中立足除上述外缘，蜀地学术本身重朴学为接受章氏学术之内缘，川中学者是从能承乾嘉的角度去看章、黄，庞石帚赠诗传章黄之学的殷孟伦感叹乾嘉之学的衰微：“乾嘉朴学成弩末，麻沙眯眼滋然疑。”[1]149当时人称传章氏之学的“一庞二李”（庞石帚、李炳英、李培甫）皆在川大中文系。章太炎向不轻易许人，而对蜀中学者颇有认同，赞讲授郑玄之学的龚向农“学问坚实”[23]296。四川学术界推崇章太炎，龚向农、庞石帚教国学皆以太炎《国故论衡》为教材，川中学生也多习章氏之学，姜亮夫回忆他在成都高师读书时精读《章氏丛书》，考清华研究院时王国维面试小学，姜以章书为对，以至于王国维猜测姜是否章的学生。当得知姜从四川来时，王很奇怪：“四川来的，说的怎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呢？”[23]71
    庞石帚平生服膺章太炎，《章先生学术述略》一篇对章氏学术作了全面中肯的评价。论章氏之学方法：“综其治学方法，则有六事：一曰审名实，二曰重左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其谨严如此，是之谓实事求是之学。”论章氏经学：“其法依据明文，不纯以汉世经说为正，以为不如是则怪说不绝。虽崇汉学，而不黜魏晋……其闳通不党，所以不同于清儒者也。”论章氏文论：不同于清代阮文达主文选，李申耆主耦丽，姚惜抱主散行；也不同于近代西方学说与文辞二分的观点，而是“不主耦丽，亦不主散行，不分学说与文辞。其规摹至闳远，足以摧破一切狭见之言”；推重章氏为文“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然后敢放言也”。论章氏治诸子，以古今祸败之端，参以欧陆哲理、梵方绝义，“新知旧学融合无间，左右逢源，灼然见文化之根本，知圣智之忧患；返观九流，而闳意眇指，觌于一旦”。论章氏议论，早年虽“志在光复，或矫枉以救时，或权说以动众”，然终归“意在扶蔽救偏，未尝以言殉人”[1]201-207。在给赵熙的信中庞石帚提到：“弟子服膺此翁，尝疏证其《国故论衡》，惟上卷未成，故未呈先生，亦未寄章公也。”[1]287⑥《国故论衡》文字典雅古奥，意蕴深邃，且精心结构，体大思精，是章氏学术的总结，堪跻经典。庞氏平素以此书讲授国学概论一门课程，殆于课堂讲授中渐成《疏证》，不仅于文辞、典故多有疏通，于章氏思想观点亦有阐发，可谓章氏功臣。庞氏成书后曾给太炎寄过《疏证》中的一篇⑦，但因章氏不久去世而没有下文。
    川大中文系推崇朴学，学风笃实，从当时该系学生的论文题目中也可窥见中文系教授们倡导的这种学术取径。1935年的《国立四川大学季刊》第一期登载有几篇中文系本科生的论文：四年级学生万博哉《论汉魏音》以支、脂二韵为例，考证汉魏音异于周秦而近于今音（按：前代学人习称隋唐为“今音”，现代称为“中古音”），指出段玉裁误于支、脂、之切语错杂者辄加改正，是改魏晋后音以从周秦。三年级学生吴鼎南《〈切韵考〉订正》，以六种版本对勘，匡正陈澧之失。三年级学生赵长兴《〈说文解字段注考证〉补》，补正冯桂芬之失。三年级学生郭诚永《需有耎音辨》，列众多证据，以考需、耎古音相通。这些论文内容以小学为主，方法上注重考证、校勘，重证据，讲逻辑，且能匡正前人之失，是标准传统朴学的路子，这当然与中文系教授们的倡导训练分不开。庞石帚的学生郭诚允后来又积十年之力注解章氏《检论》，又续成了其师《〈国故论衡〉疏证》的上卷[24]。
    庞氏对后进的推奖亦以能承朴学为誉，称赞弟子屈守元：“君承朴学是奇才。”[1]150庞的学生一辈多以秉承传统学术、学风笃实名家，如王利器、屈守元、杨明照、王叔岷、姜亮夫、白敦仁等。川大学生学成出川到外面深造时，在川大训练出来的过硬旧学基础，给当时学术中心的北京学者很深印象。姜亮夫考清华研究院，梁任公出面试题目《论蜀学》，称赞姜的文章写得好。当得知教姜写文章的是林山腴时，任公说：“不怪，他是诗人，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23]71。即使胡适、傅斯年这样新史家，对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川大中文系学生王利器、王叔岷的旧学基础印象也很好，而杨明照的基本功则给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导师留下深刻印象[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