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1930年代，任鸿隽为川大校长时，张颐为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教师的阵容有龚向农讲《三礼》，林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向仙樵讲《楚辞》，祝屺怀讲《资治通鉴》，李培甫讲《说文》，赵少咸讲《广韵》，李炳英讲《庄子》，彭云生讲杜诗，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仲纶讲《诗经》，曾宇康讲《文选》，刘大杰为系主任讲《中国文学发展史》，后来，向宗鲁亦来川大中文系任教讲《校雠学》、《管子》、《淮南子》[15]29。从这一阵容看，除刘大杰属新派人物外，其余都是体现蜀地本土学术特点。龚向农可归于经学传统；林山腴、彭云生、庞石帚工诗，可归于蜀学词赋传统；李培甫、赵少咸精于小学，可归于蜀学朴学传统；彭云生深于宋明理学，可归于蜀地宋学传统。这些学者很难被归于现代学科体制的某一学科中，与川大历史系相比，蜀学中很难被现代学术体制化的“国学”较集中保存在中文系；而历史系则由新史学和蜀学互融而形成自己的学风[25]。20世纪中国学术转型有一个复杂的展开过程，由于地域、传统的差别，这种展开呈现出丰富的面相。从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角度来了解这一意义重大的转型，观照以坚持经史等传统学术为特点的蜀学如何应对这种转型，并找到保存和发展的方式，应会给我们关于这一过程更全面的认识。
    注释：
    ①王氏自己大概也有自知，所以“如果有人说他词章不好，他也听之。王的经学并非所长，若有人说他不好，他就不高兴”（蒙文通：《治学杂语》，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第51页）。词章是强项，所以不怕别人说；经学是软肋，就怕人批评。
    ②廖平早期的历史化倾向有学者曾注意到：朱维铮“《今古学考》可说是经学在近代中国转向经学史研究的开端”（见氏著《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王汎森认为廖平有注重史学的一维：廖平虽非史家，但“欣赏陈寿祺、陈乔枞的经学，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即是他们讲家法、重条例，比较能忠实地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从某种角度说，即是比较注重学术史的还原”（《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见《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第157页）。
    ③据《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注》前言，刘以自著《目录学》授课于大学，书末附龚自珍《家塾策问》和杨凤苞《与许青士书》两篇文章，并认为：能答上篇所问，则目录学有成矣，能注下篇之出处，则版本学有成矣。学生对此有疑惑，庞氏作此文以解疑（见《国立四川大学季刊》，1935年，第1期）。
    ④《养晴室笔记》收有一则《唐代米价》札记，可能是蒙氏所见文极长而考精详的文章的节缩。
    ⑤1945年3月18日，吴宓曾陪庞石帚探望在成都医治眼疾的陈寅恪（见《吴宓日记》第9册，三联书店，1999年，第455页）。王利器、刘念和在东顺城街刘家中设宴招待陈寅恪、李方桂时，庞石帚亦在座（王利器：《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⑥《〈国故论衡〉疏证》于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已距此书撰成近70年，庞先生归道山亦四十余年。
    ⑦《与章太炎先生书》，《遗集》，卷六，第300页。
    原文参考文献：
    [1]庞俊（石帚）。养晴室遗集[M].白敦仁编辑自印本，1995.
    [2]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J].汉学研究，15：2，1997.
    [3]刘咸炘。推十书[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
    [4]杜仲陵。广救学弊论[J].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集刊，1933，（1）。
    [5]黄延祖（重辑）。黄侃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庞俊（石帚）。养晴室笔记[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7]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J].国立四川大学校刊，11：9，1941.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