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较早达到很高的程度，城市居民1525年即超过了总人口的三成，到1675年又上升至45％。相比之下，英格兰城市居民的比例1800年仅为20％，1850年始达45％。
    ——以泥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增加可观，而英国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超越荷兰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同时，很早形成了以运河和马车道为代表的发达交通网络，到17世纪中期已经覆盖全国。
    ——此外，拥有注重地方自治、关注公民权益的“联省共和”政体；教育普及和职业专门化程度遥遥领先；敞田和行会之类的集体制度较早萎缩；城乡之间呈开放关系；土地所有和使用权多样化；核心家庭占较高比例；宗教宽容传统和个人自由空间较为发达。
    事实上，荷兰如此等等的领先性曾经广为英国人称颂乃至嫉妒，这有英国当时一流经济学家的赞叹之辞为证。托马斯·孟称：“看来的确是个世界奇迹，这样的一个小国，居然能做到应有尽有……”查尔斯·达维南特言：“荷兰人的贸易无所不及，可以说只有万能上帝创世时所规定的界限才能束缚住它。”乔赛亚·蔡尔德也说：“荷兰人在内外贸易与运输上所取得的财富和达到的规模，不仅现在令人羡慕，而且后人也会视之为一个叹为观止的奇迹。”当然，荷兰奇迹在引发赞叹之余，更激励着英国奋起。“因为我们‘知识薄弱’，所以我们‘财富匮乏’，这个主题在整个17世纪里被英国人始终不停地重复念叨着。”(32) 这颇类似于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的口号，足以折射其话语者所处的落后困境。
    英国的现代化实乃踩着荷兰的脚印起步的。经济史家有定论，英国的精英阶层“都视荷兰为追随的经济楷模。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经济制度改革就是沿着荷兰的方向前进的。这一改革进程在1688年随着新国王的就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因为新国王同时也是荷兰总督”(33)。尤可注意，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从配第、米塞尔登，到洛克、斯图尔特、达维南特，多在荷兰留学、访问或工作过。探讨荷兰何以富强的原因，如同探究西班牙何以在暴富后跌入贫困一样，成了英国当时的一门显学。从配第的《政治算术》，到蔡尔德的《贸易新论》，都详细分析了荷兰发达富强的缘由(34)。英国人的确言必称荷兰、见强而思齐，“就经济政策的大方针而言，所有的英国人，不管是否保皇派，都以钦慕的态度看待荷兰这一楷模”，“都渴望通过师法荷兰人而超越荷兰人”(35)。英国对荷兰的效仿触及诸多方面，小到毛纺织业中的精纺和后序染整技术，大到海上力量的培育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大量得自这一先行楷模（有时还有意大利）。
    总体而言，在中世纪之后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荷兰实实在在地长期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甚至到1780年都没有尽失这般优势(36)。此所以英国出版过一著作，即名为《第一个现代经济体：1500－1815年荷兰经济的成败与持续》(37)。遗憾的是，学界对于荷兰的现代领先地位普遍估计不足，比如国内学者在对现代化三次浪潮的排序中，为了照应英国“先发”那个非历史的观念，只得削足适履，干脆把荷兰排除在外，反而让这个领跑者从世界现代化的序列中消失了。在这个问题上，道格拉斯·诺思等说过：“过去有时候，经济史家们曾将荷兰看作最后的伟大城邦而将其忽略，甚至将其相对的衰落错认为绝对的衰落。事实上，按照我们所定义的经济增长，荷兰是第一个取得这一持续增长的国家。荷兰非但没有衰落，而且继续繁荣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甚至数世纪里达到了人均收入的更高水平。只不过，经济舞台的中心转移到了英格兰罢了。”(38) 显然，一旦走入历史深处，把结论实证地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所谓英国现代化“先发”的命题便站不住脚了。
    三、准确把握英国现代化的性质
    以上两节展示了英国远非“内源”和“先发”的现代化特点，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因为放宽了历史考察的视野。换言之，学者们为何认定英国现代化具有“内源”、“先发”的性质，实与其缩短了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框架有关。例如，尽管国内学者正确地提到，英文中的“现代”（modern）一词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在有关讨论中也经常深入到“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时期，但在具体定义“现代化三次浪潮”时，还是把第一浪潮定位在“1780－1860”年(39)。事实上，不管是沃尔特·罗斯托的《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还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都把现代世界的起点明确设定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国内学者实也普遍认同这一共识，只是尚需将之贯穿到现代化问题的历史考察中。现代世界的起点理当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把人类历史的分水岭设定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比之其他分期法，显然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同样，从英国产业发展的具体历史看，只要不被传统上颇为公式化的“工业革命”时段概念所束缚，把分界线划定在16世纪中期比起18世纪末，显然更加符合历史演化的实情。
    深究现代化起点这个细节，并非小题大做甚或“钻牛角尖”，因为这里涉及一个是否能够恰当认识英国现代化的初始状态及政策手段这样的大问题。严格说来，英国完整的现代化周期至少起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自此至18世纪末期，是英国持续施行“重商主义体制”的时期，也是英国后来居上的发愤图强期，此实乃英国现代化的前半个周期；而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逐步转向一种恃强竞争的“自由贸易体制”，此实乃英国现代化的后半个周期。这两个阶段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上呈现较大的反差，因此，假如只看到后半周期而无视前半周期，便难免以偏概全甚至误读错判。可以说，到18世纪通常所谓工业革命发动之时，英国的现代化实已完成了十分关键的后来居上的赶超过程。即使此时英国确实显露出所谓“内源”和“先发”的特征，那也是因为此前它已先从外部大举引进，先已经由追赶而抢到了前头。显而易见，后半周期正是前半周期的逻辑发展结果，其种种特征断不能脱离前半周期而孤立地加以讨论，否则只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也许，对于当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英国现代化前半个周期中后来居上的赶超过程更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从缩短英国现代化的时间框架，到难以洞察英国曾经落后甚至欠发达的真相，再到得出“内源”、“先发”这样的非历史结论，凡此种种，又会进一步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英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理想化，从而提供某种误导性的历史经验。有一种在国内颇有市场的观点就认为，“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自由放任是基本的经济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政府对一切经济问题都袖手旁观，决不干预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英国人把‘自由放任’实行得太彻底了”，“政治家都把它奉为神明”。其结论是，自由放任在英国“的确起过很大作用”，“让工业得到发展的自由”，舍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发生的条件”(40)。此番言论反映了一种把英国现代化手段片面理想化的思维倾向，与认为英国工业化动力纯粹来自内部、系由市场机制主导、自下而上地自发展开等等判断，概源于历史考察表面化这一同样的毛病。其之所以作出如此不实判断，与简单地接过英国为“第一个工业化社会”这一“定论”、未能深究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是有莫大关系的。值得注意的是，对英国历史的此番解读已经越出了学术圈。比如，旨在借鉴世界历史经验的“大国崛起”宣讲便承袭该观点，也随称是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经济理论指导了英国的工业化，使之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发达道路(41)。必须指出，对英国工业革命及总体现代化进程的此种解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实证地查究英国历史可知，正是基于长时期内严重落后甚至欠发达的处境，英国在推进现代化时曾大举采用了与“自由放任”方针背道而驰的诸多政策。仍以纺织业为例，英国的毛纺织业是在数个世纪中严厉打击原料自由输出和成品自由输入，依靠深入到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干预和保护之后，才最终确立起来的。为了遏制羊毛出口，从14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都一直规定，不得在海岸线五英里范围内剪羊毛。除羊毛外，绵羊、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曾在严禁出口之列，违规“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为促进制帽业的发展，伊丽莎白一世时规定，“每个星期天和圣日，除少数例外，凡六岁及以上者，每人都应头戴一顶完全在英国织造的帽子，违者每次罚款3.4便士”。此外，英国专门颁布过“1666年安葬法”，对裹尸布只能用国产的厚呢绒都作出了法律规定。英国的麻织业和丝织业也走过了典型的国家主导下的进口替代道路。为了扶植麻纺织这一国防关联产业，英国从零起步，16世纪中期特别命令，凡60英亩及以上的耕地，必须有1／4用于植麻。至于棉纺织业，完全是借高关税，特别是借1700年和1721年的进口禁令这样的贸易管制措施才得以兴起的。曾有规定，任何人进口或穿用软棉布，均应重罚，而且，罚款可归举报人所有。有鉴于此，实证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工业革命实乃国家持续干预经济（包括长期贸易保护）引发而来的产物(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