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国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实质，我们不妨听一下英国史家的评论：“英国的棉纺织业当时固然世上最为卓越，但它取得如此的结果如同其开端一样，并非依赖自身的竞争优势，而是靠了对殖民地和欠发达市场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由大英帝国、英国海军和英国商业优势赋予的”；“英国经济过去之所以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历届政府采取了冷酷无情和敢做敢为的经济歧视政策，它向一切潜在的竞争敌手公然开战，毫不动摇地随时准备支持自己的商人”(43)。事实上，只要实证地、相对完整地考察英国近现代史便可发现，英国的工业化或者现代化所遵循的方针实与“自由放任”格格不入。如果说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曾有过什么一以贯之的方针，则这个方针只能是“重商主义”而不是其他。英国史家指出：“从都铎时代直到亚当·斯密时代，［重商主义］这一体制为英国提供了政治权力，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准，并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44) 法国史家亦言：“英国政策在18世纪的胜利，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胜利。”(45) 当然，这个“重商主义”决不是通常被简化或者说被丑化的东西——所谓“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以守财奴的眼光来看货币”云云。它实际上是一种融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国家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以非经济的和经济的、非市场的和市场的各种手段推动工业化的一种发展战略和国家体制(46)。
    诚然，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到19世纪，也不是一点没有“内源”、“先发”说所宣称的那些特征。众所周知，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为标志，英国作别数个世纪之久的重商主义体制，进入了自由贸易的新阶段。特别是到1860年，“英法条约”（亦称“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的签署，确实揭开了一段自由贸易的时代。与此同时，英国对内的国家干预和对外的帝国政策也发生了具有某种自由化性质的政策调整，相信不少学者正是以此为据，作出了其关于英国现代化的理想化判断。然而，如前已及，此时若干放任自流的特征恰恰建立在此前严厉管控的基础之上。所以，英国到19世纪中期呈现自由贸易的特征，这决非英国经济的历来常态，而是英国长期借助重商主义使得自身工业优势达到天下无敌之后的一种新选择。同样，内政中国家干预似乎有所收缩的其他表象也当作如是观。英国有史家指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当英国经济逐渐成熟为世界工厂时，历届政府将公共开支集中用于安全、贸易和帝国事务，政府与资产阶级和工业家们结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伙伴合作关系。事后可见，历届政府投入数以百万计巨款的战略目标，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市场经济和守夜人般的政权角色，也为1846－1914年英国霸权时代兴盛的自由世界秩序创造了前提条件。”(47) 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它昭告人们，哪怕英国日后真的有过某种放任自流的样子，那也是先已实施了足够的国家干预并因此打好了基础。
    与此同时，更要看到，即使当英国进入了工业及综合优势天下第一的19世纪，它也并没有改变积极介入的国家政权角色，只不过此等介入比起其他国家来要老到和巧妙不少，有时会模糊了人们的视野。以海运和造船业为例，在1860－1914年间，即使英国的海运业和造船业早已享有世界独领风骚的地位，即使放任自流理论在原则上为人所津津乐道，也“从来没有哪个时候英国的商船队是完全只靠自己的竞争能力的。英国的补贴也许不像法国那样公开地给予，可政府的支持隐藏于邮政补贴、辅助快艇保有费、贷款、海军合同、部队运输服务、殖民地当局付酬，甚至是吨位法当中，此点不容丝毫怀疑”(48)。同样，在贸易领域，即使自由贸易一度盛行，国家政权也从未放松其干预和扶持。“为激励欧洲贸易而抛弃大多数重商主义工具，并不意味着贸易不再是国家的关注对象，也不意味着政府不再利用政治手段来支持其工商群体。”(49) 有经济史家在实证考察了中央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后，得出结论：“虽然英国拥有最小政府之故乡这一声誉，但其政府规模堪称整个欧洲的典型，甚至可言，其政府规模相对说来比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还稍大些”(50)。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英国史家会得出结论：“英国的自由放任不过是个政治的和经济的神话”(51)。显然，在鉴别了英国现代化的实际手段之后，就不难认清一个事实，即放任自流之类的自由主义描述并非现代化的原型特征，国家干预亦非偏离原型的异常特征，相反倒是常态特征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关键的一部分。“在欧洲工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中，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特殊的发愤图强的阶段”(52)，征之于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史，这是至理名言，而且也适用于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毕竟现代化怎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产物呢？
    国内学者曾归结出“外源”、“后发”型现代化的特征——“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工业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外国资本，甚至受外国支配；市场发育不成熟，在经济生活中未形成自动运转机制，政治权力即中央国家作为一种超经济的组织力量，就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度或长期发挥巨大的控制与管理作用。”(53) 可是客观地说，当我们秉持实证的方法，完整地考察英国的现代化历程后，却可看到，上述每一特征实际上都符合英国现代化的情形，尤其符合其现代化的前半期。由此可见，所谓“内源”、“先发”类型与“外源”、“后发”类型的区别并无实证的史实依据，有意思的是，这本质上是国内学者的某种“独创”，甚少见于国外学者的著述。诚然，分类是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如同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所需的必要方法一样。在研究世界及英国现代化进程中，分类无疑是可资援用的工具。然而，所建立的类型，不管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假设，还是作为（阶段性）研究的结论，它们终究需要受到实践（在此即受到历史事实）的检验，即需要尽可能符合史实，这样，它们的工具性效果才会是正面的并且趋于最大化。另应看到，类型也难免弊端，特别是当它们本来就带有较大的臆测性时，更是会限制人们的视野和思维，会遮蔽某些史实，还会削足适履地扭曲某些史实。因此，对于现代化的“内源－外源”和“先发－后发”分类，我们理应抱谨慎态度，在察觉其弊大于利时，也许应当修正乃至舍去它，这样做势必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英国现代化的性质，并从中吸取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
    评审意见：论文的思考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再审读，而且也是对以前一种历史观的再反思，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单单是局限在历史本身的讨论上，更重要的是其关乎对“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就英国的历史来看，英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究竟是“内源”和“先发”，还是其他，也许我们选择的视角不同，其结论也就不同。例如，从欧洲背景的视角来看，英国的现代化当然是吸收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技术、资金、人员包括制度等才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她就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目前很多欧洲包括英国的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再扩大一些视野来看，英国的一位学者就曾探讨过东方的要素对欧洲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史观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游离于其他联系之外来独立地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对英国现代化性质的重新反思自然有其历史观的有力支撑，有其新意。
    但如果回到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从现代化本质“现代性”出发的话，也许对问题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英国当代思想家吉登斯曾对“现代性”作过这样的解释，现代性意指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后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布莱克等人指出，现代性是与传统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历史进程上来看，特别是英国的历史进程来看的话，正是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结合并且高度发展时，“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形成，或者说，现代性才最后形成。诚如吉登斯所说，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现代性的两个维度。这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尽管其吸收了其他国家的经验等等，但她最终都转化成为推动自身成长的动力。这样，在我看来，也许如今我们不应该再拘泥于英国发展的道路是“内源”“先发”还是“外源”“后发”这样非此即彼的问题模式和话语体系，作为历史学者，要从英国的历史出发，关注国家如何成长这样的问题，既从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如英国与欧洲乃至世界的关系，又从其自身来研究这些诸种复杂的要素如何汇聚成为国家成长的动力，和决定着国家成长的方向与特性。